曾有一项重大发现，如今有一个治愈艾滋病的梦想
采访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
法国病毒学家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是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逆转录病毒感染控制部门主任。她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她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毒，并凭借此项发现与她的同事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于200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近期的主要工作是，在法国专家与卫生工作者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低收入国家艾滋病毒感染者之间建立合作。
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简报》的采访，内容涉及她在艾滋病毒研究领域的工作，以及她对艾滋病知识和治疗方面的进步所抱的希望。
问：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能否介绍一下成就此发现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过程？当您意识到你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病毒时，您的团队气氛如何？
答：艾滋病毒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而是逐步被发现的，我们与临床医生紧密合作，经历了从临床到实验室再到临床的过程。1981年6月，在美国洛杉矶开始出现关于肺孢子菌肺炎病例的报道，随后扩展到其它城市，而这些患者原本都很健康。1983年1月，一位事先知道我们正在从事逆转录病毒研究的临床医生维利•罗森鲍姆（Willy Rozenbaum），带着一位病人找到我们，当时这位病人已经出现免疫缺陷并同意接受淋巴结活组织检查。
我们开始以为这可能是一种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HTLV，最早的人类逆转录病毒，发现于1977年），于是对病毒进行培养，看它是否与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有关。我们每三到四天查看一次培养物，并通过添加捐献者的淋巴细胞使感染病毒的细胞存活了三周。事后证明我们的这一方法不错，如果我们将培养物放置数月而不添加新细胞，所有的细胞都会死掉。1983年5月，我们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我们已经分离出一种新病毒，很可能正是这种病毒导致了艾滋病。数月后我们的想法得到证实。我记得当时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称我们有了新发现。他开玩笑说，考虑到我们要激发出来的后果，我应该把这种病毒全部扔进垃圾桶。
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数据表明，2007年世界范围内有33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270万新感染者，200万人死于艾滋病。在您发现艾滋病毒25年后的今天，人类在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时仍然面临的挑战有那些？
答:我们在为病人提供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领域要做的还有很多。到2010年，每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都能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联合国的一个目标。而目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只有30%。尽管实现普遍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极为困难，我们还是应该宣传这一目标，以便各国政府继续向此方向努力。关爱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一项毕生的承诺，需要处理慢性病、耐药性，当然还有预防。我们在防止传播，尤其是母婴传播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仍然有很多妇女未被纳入这些规划。目前正在研发疫苗、杀微生物剂以及接触前后的预防措施。尽管有经济上的限制，我们的梦想是找到可以治愈艾滋病毒感染的方法。
问：为何研制艾滋病毒疫苗如此困难？
答：艾滋病毒的遗传变异是一个障碍，另一个障碍是病毒存在于诸如肠部的淋巴结等“宿主”内。由于病毒存在于“宿主”中，不受免疫反应的影响，根除并不容易，即使在经历了十年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后也是如此。当治疗中断时，病毒会起死回生，病人会经历疾病的复发。当今有证据证明，对艾滋病毒的免疫反应比我们先前认为的要早很多，很可能感染后的若干小时决定了一切。早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或许我们现在对病人的治疗太晚了。如果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宿主体内的感染发展方式，我们便可以着手研制治疗性疫苗。疫苗应旨在阻断细胞间传播，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我们能在制定艾滋病毒疫苗战略上取得进展，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其它疾病的疫苗研制上取得进展。
问：从事其它卫生问题工作的人有时会觉得用于艾滋病毒/艾滋病上的钱过多了。
答：当从事诸如禽流感或疟疾研究的人认为投入到艾滋病毒方面的钱过多而投入其它疾病的钱不足时，看到这种矛盾我感到很吃惊。为了其它卫生问题而不支持抗击艾滋病毒是不对的，也是一种误解。共同努力是对总体全球卫生问题的最好回应。我已经看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关爱规划、艾滋病毒预防和治疗规划对加强卫生系统带来的影响。我想知道，如果致力于艾滋病毒和结核病防控的团体从一开始就更紧密的合作，我们是否可以避免当前的耐多药结核。我要传达给全球卫生界的信息是，我们必须将已经开始的努力继续下去，并获得工业化国家政府的强有力承诺。防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比较容易，促进使用避孕套等做法是关键。我们还需要促进艾滋病毒检测，以便能够早诊断、早治疗。
问：能否举一个例子证明您的上述观点？
答:在柬埔寨，由于针对艾滋病毒所做的工作，其卫生系统总体水平有所提高。在1995年，该国并没有一个真正运作良好的卫生系统。但到2008年为止，该国已有50个机会性感染病人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机构，26个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护理机构，4个CD4+细胞计数监测机构。在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的支持下，3万名病人目前正在参与“高度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规划。我们预计到2010年，所有需要治疗的人都能够获得治疗。努力的结果不仅改善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健康状况，也改善了诸如结核等其它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
问：您对当前生来就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有何预测？
答：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无法完全乐观。但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尽早治疗，我们便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延长生命可以为以后制定新的战略提供时间。我不能确定我们将成功根除艾滋病，但我相信我们能够为所有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治疗，使他们携带的病毒量低于可检出水平，不会传播给他人。
问：获得诺贝尔奖对您有何影响？
答：我感到肩负了巨大的责任。我希望能够向当局、政治性组织和青少年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现在是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年轻的研究人员从事艾滋病毒研究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要制定有创意的新疫苗战略，我们非常需要新人加入。我们也需要鼓励诸如免疫学、甚至是纳米技术等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参与。我本人希望重返实验室！在我生命中的某一刻，我曾经不知道将精力集中在这种特定病毒上是否属于正确选择，但前往非洲或东南亚并与艾滋病毒携带者交流后便不再动摇。当我感到我可以为受感染人群提供帮助时便有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