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箭双雕：采访陈祥生教授
陈祥生教授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他于1984年在中国获得东南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1998年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与性病学博士学位。
他在国内牵头组织实施过许多有关性传播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有关性传播感染预防和治疗与预防艾滋病毒两者间相关性的研究。他在性传播感染和艾滋病毒研究与控制领域担任多个全国和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经济繁荣导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寻找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机会。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一趋势成为性传播感染在中国死灰复燃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何将性传播感染和艾滋病毒的发现与治疗相结合，记者崔伟元就这一问题采访了陈祥生教授。
问：梅毒为何在中国出现死灰复燃？
答：2008年，中国官方报告的梅毒病例数为278215例，是2004年报告的病例数的三倍。根据中国的全国性病监测系统的统计，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全国梅毒病例数年均增加30% 。通过有效的宣传运动、广泛筛查、关闭妓院及为性工作者提供免费治疗，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基本消灭了梅毒。但自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来，性病的流行再次出现。虽然我们对1979年报告首例梅毒病例是否是输入性病例尚不了解，但梅毒的死灰复燃是由于卖淫、人口流动和控制不力等因素所致是明确的。 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那些将妻子留在老家的年轻男子往往是低档场所性工作者的主要嫖客。与星级酒店中工作的那些高档次性工作者相比，这些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务的频次更高，但对性传播感染（如梅毒和艾滋病毒）的风险知之甚少。由于这些人文化程度低，甚至部分人买不起避孕套，因此，在这些人往往难以推广使用避孕套。男男性行为者同样是高危人群。2008年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男男性行为者的梅毒感染率为11.9%，艾滋病毒感染率为4.9% [该数据来自2009年全国艾滋病性病防治会议上官方的报告]。梅毒患病率较高的地区通常经济发达的地区，但这些地区同样存在着经济不平衡，如东南沿海地区。
问：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挑战是什么？
答：当我和我的同事去娱乐场所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梅毒检测时，常常被人提防、被人误解、敌视，甚至遭到她们“保镖”的言语或肢体骚扰。在中国，外展队主要由当地疾控中心的人员组成，有时有当地医院工作人员的参与。开展外展工作，我们必须有耐心、友善，并对她们显示尊重。我们发现，一旦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许多女性性工作者不仅对艾滋病毒或梅毒知识感兴趣，而且经常会询问有关妇女健康、流产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常规的外展服务中我们将生殖健康的咨询服务纳入到艾滋病毒/性传播疾病的健康教育中。许多女性性工作者可能并不反对到专科医院就诊，但她们埋怨付不起就诊费用，因为她们服务的对象是低收入的嫖客，且本身经济拮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需要寻求医疗服务的费用和受益加以解释，这一点许多性工作者并没有考虑过。我们必须站在她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建立信任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
问：对于人们不愿去性病门诊就诊，中国是如何解决的？
答：去公立医院的诊所就诊的病人常会面临社会歧视的现象。病人的隐私和保密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另外，检验和治疗的高费用、门诊服务时间的限制减少了这些服务的可及性。近年来，中国已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例如，大多数公立医院在皮肤科里设立了性病科。在城市地区的部分综合医院里，产科或妇科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艾滋病毒和其他性病检测服务。许多诊所设有了单独空间的检查和筛查室，以保护门诊患者的隐私，使检查和筛查的过程更加人性化。另外，确保信息保密的制度也正在建立。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性病患者并没有去公立医院就诊。我们已经不断鼓励娱乐场所性工作者及其嫖客去医疗机构介绍检测，但许多人并不相信自己会感染。目前，我们中心正与世卫组织合作，提供梅毒的快速检测服务，该检测只需15至20分钟即可获得检查结果。该方法可以在非传统的检测场地进行检测，从而避免了去性病门诊就诊受歧视的情况。如果有人需要治疗，我们的工作人员可立即提供转诊服务。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开展这种预防和筛查服务的不仅是“美容院”（妓院）、按摩院和歌厅。我们发现，有许多低档的高危性工作者是在街头、出租屋或郊区简易房中招揽嫖客。我们需要为流动务工人员和贫困社区人员提供综合性预防和筛查服务。此外，我们正在开展一项试点项目，评估是否可以将提供梅毒检测服务作为切入点，鼓励目标人群接受艾滋病毒的检测。
问；在中国，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防治是否相结合了？
答：在中国，艾滋病毒与其他性传播感染在病例发现和医疗服务上的结合是薄弱的。一些艾滋病毒自愿咨询和检测项目中增加了梅毒检测项目，但这种衔接在多数地方仅限于此，其他的性传播感染并没有被纳入。一些妇幼保健中心计划将梅毒纳入到其服务包中，但缺乏相应的经费。在部分艾滋病毒预防控制项目，主要是中国疾控中心针对高危人员的项目中，纳入了梅毒筛查和检测服务。但其目的主要是帮助我们了解梅毒疫情，因为几乎不提供梅毒检测后的医疗服务。
问：在中国是否有许多人同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
答：在这方面没有全国性统计的数字，因为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病例报告系统是独立的。但有迹象表明，在高危群体中同时感染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尤其梅毒的人数呈上升的趋势。原因之一是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都可以通过性交传播，而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传播有互相促进的作用。例如，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患有溃疡性性传播感染，如梅毒、生殖器疱疹或软下疳时就会很容易传播艾滋病毒。另外，艾滋病毒感染者患有性传播感染时治疗更加困难。实际上，这种合并感染能够加速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传播，加大两种的流行。此外，在一些地区，许多女性性工作者同时也是吸毒者，她们极易感染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对于那些可以治愈的其他性传播感染，我们需要加强其防治工作，以便有助于对艾滋病毒的预防和发现。
问：在提高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预防的认识方面有什么规划？
答：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大众宣传运动，开展安全性健康和艾滋病毒的教育。这样的健康教育涉及到公益电视广告、文艺演出、公共场所的海报和学校的安全性教育等。重点在高危人群中开展的教育规划是全国艾滋病毒预防宣传运动重要部分。此外，还有覆盖流动人口、工作场所和娱乐场所的预防项目。在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避孕套在预防艾滋病毒及其他性传播感染的性传播方面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问：在性传播感染和/艾滋病毒的有效预防、关怀和治疗方面有哪些挑战？
答：这方面有许多挑战。首先，中国的流行趋势还在不断上升，但性传播感染的预防、关怀和治疗的相关政策还在制定过程中。第二，虽然中央政府要求部门之间加强合作，但由于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如负责公共卫生和公安部门在对吸毒者和性工作者需要提供的服务上会有不同的考虑。第三，在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疾病预防和控制的问题上，公共卫生系统步调不统一。从疾病控制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对于性传播感染的发现和治疗应当是深入到基层，但医院管理部门则希望将性传播感染的医疗服务集中管理，重点放在医院。性传播感染的大众宣传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尚没有将性传播感染作为一项公共卫生的规划——应该这样来考虑。第四，国家政策主要侧重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其他性传播感染重视不够，医疗机构将性传播感染的检测和治疗还作为经济收入的来源。必须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将预防、干预和治疗性传播疾病列为优先事项，以加强不同部门间和公共卫生系统内部的合作，并分配资源解决性传播感染问题，而不是将这样的服务商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