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幸福的功效

当我们逐渐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时,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在衡量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同时,衡量健康和幸福,但是,这些健康研究将对新政策产生何种重大影响?Alice Ghent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2011;89:246–247
doi:10.2471/BLT.11.020411

去年十一月份,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计划将幸福作为除国民生产总值之外衡量国家发展的指数之一时,他说“现在我们已承认,生活的意义不只是金钱。现在不仅要重视GDP,同时还要重视GWB——国民幸福。”预计首份英国人民幸福指数将于2012年发表。

幸福经济学正逐渐成为主流。法国以及加拿大都正在类似的路途中求索。但是在不丹,这一概念已经有了几十年历史。国民幸福总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成为字典里的一个词条。

2010年,不丹廷布传统艺术学院的墙上悬挂的国民幸福总值标语
感谢意大利作家Mario Biondi
2010年,不丹廷布传统艺术学院的墙上悬挂的国民幸福总值标语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华威大学的经济学和行为科学教授Andrew Oswald说:“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的方式正在衰落——它早已过时。” Oswald是英国首批研究被他称为“情感繁荣” 的经济学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这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仍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领域。然而, 当他还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失业研究时,就已经对这一领域产生了兴趣。

Oswald对于幸福经济学如此迅速的走红感到震惊,但是,他同时也说,政治思路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可能是多种想法合并的结果。其中之一是环保主义运动对于过度消费的反对。另外一项则是对伊斯特林悖论真实性的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Richard Easterlin发表了一份研究。Oswald说:“研究证明,并非如我们所料,在这几十年中,没有迹象显示经济上变得富裕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政治家们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的经济原因就是不断增加的幸福感使身体保持健康的证据。

作为预测影响健康风险因素的方法,疾病研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支柱研究之一。但是,在1938年,哈佛大学卫生系主任Arlie Bock博士怀疑,研究病人只是故事的一半。他决定调转研究方向,研究健康的年轻人。在1938年的新闻稿中,他说:“所有人都承认患者需要保健,但显然,很少有人考虑到,系统研究人们如何保持健康和生活得好也很有必要。”

Bock创立的成人发展研究,目前仍在进行,并宣称其为世界上开展时间最长的成人生活纵向研究。在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在如何才能生活得好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下,研究人员一直对两组对象同时进行研究。根据哈佛医学院网站的介绍,其中一组被称为格兰特研究,该研究已对由268名哈佛毕业生组成的一组对象进行了70年的研究。其中125人仍在世,114人在研究中仍处于活动状态。另一组研究关注456名在波士顿市中心长大的人。该组研究对象中的226人依然在世,其中161人在研究中仍处于活动状态,即每两年回答一份调查问卷,并在每15年接受一次个人访问。

追踪研究了两组从青春期到退休的实验对象之后,研究员们已经确定了若干预测健康老龄化的因素。重要的几点包括:有限饮酒、充分锻炼和保持健康体重,同时,良好的婚姻、教育以及“成熟的处世技能”,如坚忍和无私等也很重要。然而,对哈佛研究主任George Vaillant而言,对令人满足的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也是最简单的。

1926年Arlie V Bock博士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感谢美国生理学会
1926年Arlie V Bock博士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现在,要记录格兰特研究的历史,Vaillant说:“温暖亲密的关系是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开场。”同时,在谈到格兰特研究中两名在晚年寻找到温暖关系的研究对象时,他也将其归功于爱情的变革性能力。他说:“在爱情中获得重生永远为时不晚。”

然而,政府应当如何客观衡量幸福感或爱情这一主观状态?如果他们成功做到这一点,又应当如何利用这些发现?Vaillant指的是纵向研究所提供的强大证据。“格兰特研究的力量在于,它包含了73年的真实行为——而非自我报告——以及据此对令人满足之生活这一定义进行的判断。”

他说:“说明性的一生抵得上1000组统计数据”。他承认科学偏爱数字,但同时也争辩道,幸福感数据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客观。“将美好的婚姻或心里压力这些复杂的变量以存在/缺失的方式表示看似伪科学,但如果以系统的方式获得这些评估,那么它们便能够形成价值判断的法典,如此一来,也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检查,它们也不会因为要顺应调查者的意愿而被篡改或重新解读。

在这些指标中,Vaillant 用于衡量温暖关系的指标包括:家庭生活;在21岁时处理问题和与人相处的能力;诸如幽默感和共鸣等处世机制以及“对象关系”,最后一点试图用以确定情感能力。Villant说:“温暖关系的四个衡量因素息息相关。”

“幸福”在任何词典中都具有多重含义,尤其是在发达世界,广告中常常将大商场描绘成通往喜悦的必经之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Ed Diener已经在幸福(或他更倾向使用的术语:主观幸福)的功效方面进行30年的研究,他于2010年对有关幸福的文献进行了回顾。

在被问及这些研究的可靠性时,Diener说:“许多不同种类的数据均说明一个事实:幸福使人健康并延长寿命。当然,这其中还包括诸多其他因素。”他补充道:“我认为这些证据清晰且具有说服力,但亦非令人确信无疑。”

越南河内,学生沿着小学的长廊蹦蹦跳跳
教科文组织/Justin Mott
越南河内,学生沿着小学的长廊蹦蹦跳跳

“虽然主观幸福能够延长健康人群寿命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但其延长患有特定疾病人群生命的证据,如癌症患者等,却仍颇具争议。”

他提到:“幸福生活与不幸福生活可能会使5年的生活产生不同,但是,和吸烟一样,它同时还取决于很多事情。

Diener接受“主观”报告或许暗示了其稍弱的科学可信度的观点。但他提出,证据却不同于此。“主观幸福报告是与其他幸福衡量方法相结合的,如“配偶报告、每日心情评级及临床访谈等。”

但他也指出,假设每一个人的回应都完全有效和精确也很“幼稚”。“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应当以多种方法衡量幸福。”

另外,某些文化偏见也使我们在对幸福的认知上显示出根本差异。他说“不同社会和个人对主观幸福是美好生活关键因素的相信程度各不相同”,并引用了一项有关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其中10%的学生透露,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

幸福研究员Oswald对英国政府将幸福和收入同时作为数据统计重点的“勇敢举措”表示高度赞同,但同时,他也建议切勿匆忙行事。

“过去100多年我们一直在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我们应当稍微注意一下,明确的精神健康指标是在多短的时间内设立的。我们仍在学习如何衡量这些事物。它们仍然是很新的研究想法。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用十年时间去仔细思索何为下个世纪心理健康的正确目标。”

影响想法和政策形成的最大潮流之一是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前景及潜在的医疗支出。

“了解幸福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是世卫组织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统计和信息学司的科学家Somnath Chatterji说,“这将有助于制定促进老龄化人群健康的政策,一个面临着慢性疾病风险升高的群体。”

他说:“在全球老龄化研究和成年人健康调查中,目前,利用这一新生科学中可用的最佳信息,我们对幸福及其在年龄较大的成年人群中随时间变化的决定因素进行衡量和跟踪,并测试它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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