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预防与医护的重点平衡

Dermot Maher a & Nathan Ford b

a.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邮政地址是：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Keppel Street, London, WC1E 7HT, England.
b.瑞士日内瓦无国界医生组织。

Dermot Maher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dermotmaher1@yahoo.com)。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11;89:547-547A.
doi: 10.2471/BLT.11.091967

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曾长期遭到忽视，如今正日益受到重视，最终促成于 2011年9月在纽约举行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1。目前，不断加剧的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导致每年3600万人死亡，因而，我们需要开展全面紧急行动2。我们主要关注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对预防和医护孰轻孰重问题仍无定论。

2006年和今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艾滋病毒问题首脑会议具有开创意义，我们从中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必须商定预防和医护的重点行动3。仅重视预防，就会无视现有和未来患者的需求，并可能会降低预防政策的效果，因为人们如果看不到有效治疗的前景，就不会愿意针对某种疾病接受检测。在为了后代利益预防非传染性疾病的上游多部门政策，与确保非传染性疾病患者获得高质量医护的下游卫生部门干预措施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点。现在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

卫生部门内部关于重点行动的讨论目前主要集中于非传染性疾病预防的多部门政策，这些政策远超出卫生部门职权，主要需要政府采取行动，诸如控制烟草和酒精、保障环境安全以及从事农业及食品行业改革等4,5。预防性干预措施是降低未来疾病负担的必要步骤，但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来说，这些措施没有多大用处。我们主要以救助这些患者为由要求提供资金，而如果投资过晚，就无法对他们有所帮助。随着全球社会准备采取行动和提供投资以限制未来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数量，卫生宣传人员的一项重要和独特的责任是要确保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现在就能获得高质量医护。

对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适用医护服务逆向法则：80％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最需要医护服务者获得服务的机会反而最低。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一般注重处理传染病，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处理往往不够系统化，缺乏有系统的后续和对长期临床医护的监测，而且很少提供对制定有效卫生规划来说必不可少的发病率或死亡率信息6。

作为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多数人提供卫生服务的主要切入点，投资改善初级卫生保健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7。2011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世界卫生大会闭幕词中，强调了全球应对非传染性疾病过程中初级卫生保健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制定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全民预防措施，同时，我们还需要为个体提供帮助。我们需要早期发现、治疗和管理并发症并始终提供长期甚至终生医护。我强烈认为，初级卫生保健是开展这些工作唯一真正有效和高效的方法”8。

在发展中国家，初级卫生保健在实行传染病（如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等）干预措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非传染性疾病初级卫生保健战略，其中包括三项主要内容：（1）确定并处理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2）针对常见非传染性疾病进行筛检；和（3）诊断、治疗、后续及在必要时利用标准规程转诊常见非传染性疾病患者9。该战略提供了与现有卫生服务相结合的系统规划，可以为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提供高质量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考虑到长期以来的人力资源危机，我们从抵抗艾滋病毒中吸取的经验是，任务转变、社区参与以及调动专家患者可能至关重要10。我们需要开展研究，验证高质量初级卫生保健所需的一系列诊断和治疗工具，并调整特定环境及流行病学状况下服务提供模式。最后，扩大艾滋病毒治疗规模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考虑到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许多人无力负担并因此无法获得非传染性疾病基本药物，国际社会必须一致努力，降低基本诊断工具和药物价格11。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在务实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进行资源分配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论述疾病预防和管理投资时，我们论证的出发点应该是，增进健康是一项人权，是有助于减贫和经济稳定的一种手段。在过去处理结核病12和最近处理艾滋病毒13方面，我们从经济角度出发成功开展了说服工作，现在，我们同样需要从经济角度论证必须针对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制定双管齐下的投资方式，既应投资于上游多部门预防行动，又应投资于补充性的下游卫生部门医护行动。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必须在多部门行动重点和卫生部门行动重点之间找到平衡点，只有这样，它才会成为非传染性疾病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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