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在战争环境中保证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设施的安全

武装冲突的性质正在改变,使卫生工作者越来越频繁地受到伤害。一项新的运动旨在提高认识并改善冲突地区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设施的实地条件。Jack Serle和Fiona Fleck进行报告。

Robin Coupland知道卷入冲突是什么样。1990年代初,在索马里,这位前战地外科医生在手术室内看到站在身边的同事被击毙。“没有沙袋,我们只能将静脉输液箱堆积起来挡在窗户前,”他回忆说。

过去二十年中,Coupland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疗顾问,一直通过宣传加研究的综合办法致力于减少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近他与别人合著了一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报告,题为“危险中的卫生保健”,第一次试图阐述卫生工作者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卷入交叉火力之中,一旦卷入后果是什么。该研究报告于去年8月发布,当时正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始一项四年运动,旨在提高对此问题的认识并改善实地卫生工作者的状况。

索马里摩加迪沙基萨内医院急诊室门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B Schaeffer
索马里摩加迪沙基萨内医院急诊室门口。该医院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墙上的画显示医院内禁止武器。

如果卫生工作者受到袭击,造成的损害不仅仅限于袭击本身,还会导致患者得不到治疗。这是研究报告传递的核心信息之一。报告列举了1996年12月17日在车臣新阿塔吉(位于俄罗斯联邦)被杀害的六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卫生工作者的例子,他们的遇害促使该组织暂停了其在车臣的行动。根据这份研究报告,仅这一次事件便使数千名战争伤员无法获得外科治疗。

但是与63年前首次制定日内瓦四公约时相比,目前的卫生保健或卫生工作者是否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副主任Susannah Sirkin认为确实如此。独立研究和宣传小组多年来一直在收集关于袭击卫生工作者和卫生机构的信息。“袭击的强度加剧了,尤其是在医生受到威胁方面,” Sirkin说。但由于这方面缺乏可靠数据,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样,也只能凭推理对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猜测。

Coupland的猜测基于两个有趣的观察。第一是战争本身的变化方式。“伤员和医院正在成为冲突的组成部分,”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战争已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有明确界定的战线,而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作战各方并不总是知晓那些规定有对待平民方式的国际公约。

由于现代战争的模糊性,卫生设施发现自己在向冲突双方提供服务并因此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如Coupland指出的,如今较常见的情况是士兵到医院秋后算账,或确切说政府部队到医院搜寻叛乱分子——如去年中东的抗议和起义期间的情况——这使医生们无法为反对派伤员进行治疗。

Coupland的第二个观察是摄像机和记者无处不在。“医院发生的事件是媒体的焦点,”他说。他认为这使卫生保健不仅成为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外界如何看待冲突的关键。再一次,媒体的关注往往会把不属于医院的人带到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有实地经验的人在打开医院大门时会竭尽全力避免这类干涉和干预。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顾问Andrew Cunningham说,在行动之前谈判所谓的“干预范围”非常必要。“就阿富汗来说,我们在启动方案之前花了大约九个月时间与所有有关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方进行沟通和谈判,以创造一个使我们能开展工作的中立空间,”他说。

利比亚一名置身前线的志愿医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A Liohn
2011年利比亚战斗最初几天中在石油城Brega,一名置身前线的志愿医生。

这种干预前谈判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其危险中卫生保健战略一部分而提出的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危险中卫生保健战略强调在实地创造安全条件,包括就卫生工作者的安全地带进行预先谈判的重要性。当然,制定基本规则和执行这些规则是不同的两回事,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Cunningham十分明确,他还补充指出,他们对任何事件的态度都非常“鲜明和坚定”。规模较小的组织可能更加脆弱。

如果能在政府最高层达成协议,在实地确立安全条件便会容易得多,而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鼓励人们在为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做准备时充分利用外交渠道。Coupland认为没有必要制定新的条约或起草新法律,他指出法律已经存在,只是需要加以应用。

“受日内瓦四公约约束的不只是政府,武装团体也受其制约。武装团体一旦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开始武装斗争,便要承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Coupland说。

Coupland很高兴看到有越来越多注重卫生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运动中来。令他鼓舞的还有,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在其开幕讲话中呼吁“所有方面确保冲突局势中的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设施的安全,使他们能够为伤病者提供医护服务”。

此外,美国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局长Mary Wakefield在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请注意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针对卫生工作者的暴力行为给卫生系统造成的干扰。她指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开展“研究以便产生数据并建立牢固的证据基础,包括确定最佳做法”。

Coupland和其他人认为世卫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收集数据证明不安全状况会影响卫生保健工作。“看看世卫组织在收集传染病相关信息方面是怎样做的。能够收集影响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卫生设施的暴力事件信息的相应机构在哪里?”他问道。

作为也门红新月会与设在也门萨达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开展的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一部分搭设的帐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P Duda
作为也门红新月会与设在也门萨达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开展的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一部分搭设的帐篷。

目前尚无相应的机构来收集这类数据,而缺乏牢靠的证据基础令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感到沮丧。国际护士理事会护理和卫生政策顾问Tesfamicael Ghebrehiwet强调了遇到的各种困难。例如,他指出,他必须依靠大赦国际和其它渠道了解某特定事件中被捕的卫生专业人员数量,因为尽管有“道德职责”要求公开指明虐待行为,但大家有时过于畏惧而不敢挺身而出。他这并不是指责他们。“如果知道自己的性命悬于一线,谁会愿意告发呢?”他问道。“我不会。”

“即便信息有限也可谈论趋势”,世卫组织负责脊髓灰质炎、突发事件和国家合作部门的助理总干事Bruce Aylward说。这个新组建部门的部分工作将是就针对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设施的暴力事件制定方法和收集数据。

Aylward认为世卫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促进作用,将敌对团体聚到一起,提醒他们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如最近在也门采取的干预行动那样,派驻该国的世卫组织代表Ghulam Popal力争“不加歧视地为所有受影响人群持续提供卫生服务”。经过大量谈判工作,去年四月在位于首都萨那的世卫组织国家办事处举行了一次有卫生部和反对派代表出席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保证为所有有需要者提供“公正和中立的卫生服务”。

世卫组织目前在帮助监督实施这项协议并帮助解决任何争端。它培训了30名大规模人员伤亡管理方面的培训员,再由他们进一步培训200名医务人员。世卫组织还支持在由反对派医务工作者,即“青年志愿者”提供医疗的示范地区建立了前置医疗站和野战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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