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住肾脏
多数国家在极力满足肾移植的需求，但是很少有国家从专门用来提高死后器官捐献数量的系统中获益。Ben Jones和Mireia Bes报道。
María Jesús González在西班牙托莱多家中的架子上摆着一个带有与众不同图像的小框。
这是最近实施肾移植的超声波，是她的移植肾脏。1988年11月被诊断出患有肾衰竭之后，她于1992年接受了移植。尽管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提醒方式可能不够寻常，但是像González这样的情况却很常见。
González在谈到她移植后的生活时十分坦率。“就如何很好地生活而言，接受过移植的人们可向其他人传授很多：一般来说，我们对生活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理由。你不会因日常问题而感到悲伤或者存有担心，这是由于重要的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并且你是由于许多人的工作而得以生活，”她说。她所指的不仅仅是捐献者，还有外科医生、护士和医生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对肾移植的成果以及后续治疗负有责任。
González是其中一位幸运者。全球捐献和移植观测站是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合作活动。该观测站在2010年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当年实施移植的包括肾脏在内的器官数量尚不足世界上实际需求的10%。2010年，10%表示有73179例肾移植，远低于80万这个实际需要的估计数字。
世卫组织有关移植问题的专家Luc Noel博士说，肾脏捐献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包括卫生专业人员在内的许多人并没有领会死后捐献器官的价值或者是如何运作的，极少有国家具备一种允许这样做的体系，”Noel说。就活体肾脏捐献而言，他表示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对捐献者带来的健康并发症或死亡危险并不高。他引述了2010年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美国每1万名活体捐献者中只有3.1例因手术导致的死亡，并且对捐献者进行适当选择并提供保健和随访，活体捐献者的长期预期寿命不会发生变化。
“在许多国家，尽管有些病人会做一段时间透析，但后期肾衰仍然会导致死亡，”Noel在提到像是González这种肾功能不足10%的病人时说。“但我们知道，肾脏移植可以使接受者过上几十年的高质量生活。”
“尽管肾移植属于临床常规，但这需要跨学科的工作和随访，包括药物治疗、实验室工作以及排异治疗方面的专门知识，”Noel说。他补充提到，尽管需要随访，器官移植在一年之后会比肾透析便宜一些。
2011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研究院发表的成本问题报告发现，通过增加肾移植数量，从而减少肾透析病人的数目，一年之后就可省去大量费用，并且这类节省以后会不断增加，直到第八年才开始保持平稳。
西班牙是很好地利用了肾移植潜力的一个国家。西欧国家目前正与世卫组织合作，通过诸如全球捐献和移植观测站这样的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善肾移植工作。
西班牙体系就是在全国部署在医院工作的移植协调员，通过确定可能的捐献者，主要是那些因事故或者中风或心脏病而死去的人员，以及通过与捐助者的近亲谈话，征得其同意，来提高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通常称为“死亡捐献者”）的数量。
西班牙是家庭拒绝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1年，所问到的85%的家庭都同意一名家庭成员死后捐献器官。
西班牙体系自上世纪80年代创立以来，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增加死后捐献方面，正是这一点才成为西班牙器官移植模式的核心。近些年来，西班牙实现了每百万人口33至35的肾脏捐献率，位居世界最高之列。这正是González受益的一种体系，她得到的肾脏来自一名死亡捐献者。
肾病学家Rafael Matesanz是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的创始人。他对成本效益比作了解释：“采用这一模式20年之后，我们作出的计算是：进行肾移植而不做透析，每年可使卫生体系节省两倍的移植费用。这不仅包括肾脏，也包括肝脏、心脏和其它各类移植。”
尽管对病人健康有益，对卫生保健系统也有成本效益优势，但是各国仍然没有摘取足够的器官，对迫切需要的人们形成帮助。透析仍然是许多国家治疗肾衰的主要方式。
为了增加器官供应，一些专家建议对活体捐献者通过收费提供的肾脏加以规范，这一点世卫组织及其会员国并不赞成。2010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移植指导原则规定：“细胞、组织和器官应仅可自由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或其它货币价值的报酬。购买或提出购买供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或者由活人或死者近亲出售，都应予以禁止。”
虽然人体及其部位不应当成为经济利益的来源，但这一指导原则承认捐献和移植过程及配给方面的费用必须得到支付。
捐献的肾脏出现短缺，并且过度依赖肾透析，后者虽然可拯救生命，但有可能使人变得虚弱。这会使得一些绝望病人寻求一些非法获得移植的方法。
“有些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组织正在从中获益，”Noel说。“贩卖人体器官不受国界的限制，这表明有必要对这一医疗保健领域采取全球管理的方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进问责制并且使捐献和移植活动更加安全，继2010年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之后，世卫组织在促进设立全球统一的编码系统，追踪用于移植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
“前进的方向就是根据国际输血协会的128项全球血液和细胞疗法信息标准规划，建立起编码系统。上述规划已经得到广泛实施，”Noel解释说。
虽然人体器官买卖主要涉及从活体身上获得的器官，但世界卫生大会还强调了提高死者器官捐献的重要性。Noel认为，各国应当做更多工作，使公众了解这些问题，并且采用称为“假定同意”的方式，据此人们可以对器官捐献‘选择退出’，而不是主动选择进入。
在实践中，包括西班牙和突尼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已有允许假定同意方面的规制，但是只在与家人讨论并首先尊重其意愿之后才行事。
突尼斯已经找到了一种提高移植率的简单方法，这就是对透析加收少量税款，用以支付捐赠和移植体系的费用。这些税款的数额为象征性的两个第纳尔（1美元），从每次透析的费用中扣除，放入一个用来鼓励器官移植的专款。
然而，尽管此举使突尼斯成为非洲肾脏捐献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根据全球捐献和器官移植观测站掌握的情况，在2010年每百万居民中从活体捐献者获得的移植尚不足11例，从死亡捐献者获得的移植约为3例。仍有很多工作去做。
在包括突尼斯和北非其它地方的许多国家，人们的共识大都是反对死者捐献，这或是出于宗教原因，或者因担心死后对尸体的处置情况。突尼斯国家促进器官移植中心原主任Jalel Hmida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50%的受访者同意死后捐献器官。
突尼斯正在努力消除对死者捐献的敌视态度，再次利用专业人员网络，来提高肾脏捐献的地位。然而，曾经协助该国开发死者和活体肾脏捐献系统的Mohamed Salah Ben Ammar博士指出：“等候的队伍会继续加大。”
Noel认为，任何国家要在满足肾移植需求方面取得进步，“就需要作出努力，使公众感受到器官捐献属于一个公民姿态，并号召人们建立起互惠关系和团结意识”。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能充分利用肾捐献所具有的潜力，这方面的代价是人为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每年在等待肾移植过程中死去，正像González这位移植病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经过移植的肾脏是来自一位活体捐献者还是一名死亡捐献者，都给另一人带来了生活机会：“重要的是，我看到这些人十分高兴。这一改变所影响到的不仅是接受移植的人，而且也影响到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原因是它所传递的感受是，好事情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从那时起我决定好好生活，享受每时每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