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埃博拉病毒未被发现而传播以及阻碍快速抑制工作的因素
包括西非特有的原因在内，有多个因素导致病毒一直未被发现并躲过了抑制措施。
第3章 - 在几内亚，卫生官员及其国际伙伴花了近三个月确认埃博拉病毒是病原体。截至那时，病毒已经深入传播，濒临广泛暴发边缘。
到2014年3月23日时，少数几个病例已从几内亚输入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但这些病例未被发现，也未经过调查或正式报告给世卫组织。这两个国家的疫情同样先是静静发生了数周，直到传播链大量增多、病毒进入首都和省会城市，并且由于感染人数众多已难再追踪时，才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非洲赤道地带的国家已有近40年处理埃博拉疫情的经验。他们的卫生系统虽然脆弱，但对这种疾病十分熟悉。以往的疫情大多仅限于偏远农村地区，在世卫组织和其它国际伙伴的支持下，所有疫情都在三周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在那些疫情中，地理因素有助于抑制疫情。
当“神秘”疾病出现时，非洲赤道地带的临床医生有充分理由怀疑埃博拉，这样也有利于及早发现。他们的实验室能力非常到位。工作人员知道应将患者样本送往何处，进行快速可靠的诊断。卫生系统熟悉埃博拉，并且有更充分的防范措施。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首都金沙萨的医院设有隔离病房，医务人员接受过感染预防和控制程序方面的培训。这些国家的政府明白把已确诊的埃博拉病例作为国家紧急事件对待具有何种重要意义。
新背景下的旧病患
相比之下，西非国家从未经历过埃博拉疫情，各个层面对这个全不熟悉并且始料未及的疾病防备都很差，从早期发现首批病例到协调开展适当应对，都是如此。临床医生从未管理过这种病例。实验室从未诊断过这种病人样本。国家政府从未见过这种疾病暴发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人们无法理解究竟受到了什么冲击或冲击的原因。
埃博拉因此成了新背景下的旧患，但这种新背景助长了它的快速传播，并在初期被忽视。由于这些因素和其它因素，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表现与非洲赤道地带不同，对以往的一些假设形成了挑战。
在以往的疫情中，感染在卫生保健设施里的扩散是初期发生爆炸式传播的主要原因。社区内的传播作用较小，只有不安全的葬礼显然是例外。但在西非，当全社区范围内的传播导致许多居民死亡或感染，由此形成的恐惧又致使其他人逃离后，出现了整座村庄被遗弃的现象。
同样在以往的疫情中，埃博拉大多仅限于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城市中只发现了零星少数几例。但在西非，城市（包括全部三个国家的首都）成了病毒密集传播的中心。西非疫情显示出，一旦到达城市环境和人口密集的贫民区，病毒能以多么快的速度传播。
在以往的疫情中，快速隔离病人的首要目的是切断传播链。但现在，由于感染的人数众多，隔离的首要目的还必须包括激进的支持性护理，尤其要补液和纠正电解质失衡，加大存活几率。西非通常的卫生保健条件很难提供挽救生命的支持性护理，但随着无国界医师组织、英国和美国政府、世卫组织及其它伙伴兴建越来越多的治疗设施，这一情况正在改善。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属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直到最近才开始发展，此前多年的内战和动乱留下满目疮痍，基本的卫生基础设施不是遭到严重破坏，就是完全被毁，许多年轻人几乎或完全没有受过教育。
全部三个国家的道路系统、交通服务和电信业务都很弱，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这些弱点严重阻滞了将患者送往治疗中心以及将样本送往实验室的交通运输，延迟了预警和报告的传达以及呼求援助和开展公众宣传的活动。
边防松散，人员跨境流动性高
西非的一个特点是边防格外松散、人员跨境流动性高。最近的研究估计，这些国家的人员流动性比世界其余地区高出7倍。造成这种人员流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贫穷，因为人们每天外出寻找工作或食物。西非的许多大家庭都有多名家庭成员住在不同国家。
人员流动形成了两个有碍疫情控制的重要因素。首先，如之前所说，追踪跨境接触非常困难。普通人员可以随时跨越松散的边防，但疫情应对工作人员不行。其次，如果一国的情况开始好转，会吸引邻国的患者前往寻求治疗机会，致使传播链重又建立起来。换言之，只要有一个国家存在密集传播，其它国家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无论其自身的应对措施多么强健，也于事无补。
人员流动的另一层原因是当地的传统习俗——人们临近寿终时，往往长途跋涉返回出生所在的村庄，死后葬在祖先附近。这种人员流动具有极高的传播风险。
卫生保健工作者严重短缺
在疫情暴发前，三个国家的医生与总人口比例仅为将近每10万人口1-2名医生。本已匮乏的卫生人力如今又因疫情期间大量卫生保健工作者受到感染而进一步减少。截至年底，有近700名卫生工作者受到感染，其中半数以上死亡。
尽管受感染的卫生工作者人数在疫情初期达到峰值，但医生和护士感染在当年最后一季度再次达到高峰。这次高峰的原因目前尚在调查。
在利比里亚，一些证据显示，当病例开始减少，人们认为风险降低，原本严格的个体防护措施开始松懈。社区内的防护措施，如勤洗手及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等，显然开始放松。在塞拉利昂，现在每周新发病例的数量是利比里亚的5倍，卫生人员筋疲力尽可能是感染增多的原因。
经验表明，当某一城市出现密集和大范围传播时（如同蒙罗维亚和弗里敦先后经历的那样），传播“重灾区”和“低风险区”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已知至少有一些卫生保健工作者在医院或诊所护理埃博拉病人时严格遵守了安全程序，但却在社区内受到感染。
截至12月中旬，无国界医师组织有超过3,400名医务人员在多个受染国家开展工作。这其中有27人感染了埃博拉，其中13人死亡。该组织调查发现，这些感染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社区内，而不是在安全方面享有较高声誉的治疗设施内。
文化信仰和行为习俗
三个国家的高危行为与以往非洲赤道地带埃博拉疫情中的高危行为类似，其中导致新发病例大量暴发的一个显著原因是坚持古老的殡葬仪式。但医学人类学家指出，西非的殡葬习俗具有格外高的病毒传播危险。
据几内亚卫生部报告，8月的数据显示，该国60%的病例可以联系到传统的殡葬习俗。11月，世卫组织驻塞拉利昂的工作人员估计，该国80%的病例是与这类习俗相关。
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葬礼上有一些秘密团体进行的仪式，一些送葬者用冲洗过遗体的水沐浴自己或膏抹他人。这些秘密团体中的重要成员会派替身在传染性极高的遗体近旁睡上数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将能力移转到自己身上。
埃博拉的传播还利用了另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特质：同情心。在西非，病毒通过社会团体网络传播，当地文化注重向病人给予富有同情心的照护，而且如果病人死亡，要为他们的遗体举行仪式。调查认为，有些医生受到感染，是因为他们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赶去帮助晕倒在候诊室或医院外的病人。
多位专家指出，当技术干预措施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交锋时，文化总是占上风。控制工作必须与文化相结合，不能与之相悖。
对传统治疗师的依赖
传统医学在非洲历史悠久。甚至在疫情之前，由于政府所办卫生设施的服务难以获得，使得传统治疗师的护理和通过药店自行用药成为许多人尤其是穷人更青睐的卫生保健方式。许多激增的新发病例都可追溯到与某一传统治疗师或郎中发生接触或出席其葬礼等原因。
疫情开始后，高病死率使得人们把医院看作传染和死亡之地，进一步加重了不遵照建议及早寻求治疗的情况。此外，许多治疗设施外筑起高墙，有的还挂有铁丝网，看起来不像治疗康复的地方，倒更像监狱。
社区抵制和卫生保健工作者罢工
全部三个国家的控制工作都因社区抵制而打乱，出现这一现象有多种原因。按照医学人类学家的清楚记录，人们对陌生的疾病怀有恐惧和误解，人类学家们还提到许多人之所以拒绝相信埃博拉真实存在的原因。
人们与其祖先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居住了几个世纪，他们在同一森林地区狩猎同样的野生动物，而且从未见过埃博拉这样的疾病。同样令他们感到陌生的是应对措施，比如给房屋消毒、设置屏障和发热检查，而且外国人穿着太空服一样的装备，侵入他们的生活区，把人带去医院或临时搭建的帐篷病房，被带走的人大多一去不返。
社区抵制的第二个原因是救护车和殓葬队无法迅速回应求助电话，患者遗体有时在社区滞留8天之久。如果官方建议对社区有利，社区会予以遵守。但如果结果（比如无人收取的遗体）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害处，社区很可能不会遵守。
由军人执行的殓葬虽然安全高效，但有时不太体面，尤其在当地文化背景下，人们遵循古时的丧葬仪式，习惯在亲人下葬前触摸遗体，并让死者穿戴生前最好的服饰，葬在有标记的墓里。
医院工作人员和殓葬队罢工进一步阻碍了控制工作。大多数罢工发生的原因是工作人员数周或数月领不到薪水或事先承诺的危险津贴，或被要求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那种工作环境已造成多位同事死亡。
公共卫生方面的消息加剧灰心与绝望
在人们一开始就拒绝相信、并且持续否认埃博拉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向公众发布的卫生消息反复强调疾病极为严重、极具致命性，而且没有疫苗和治疗方法，或无法治愈。尽管这些消息意在促进保护性的行为方式，但却起到了反效果。
如果医院和“西式”药物不能提供有效治疗、疗法或无法保证治愈，那许多家庭宁愿在家中照护亲人。在他们看来，如果死亡几乎无可避免，那还不如让病人在家中熟悉、有亲人照料的环境下舒适地死去。此外，如果患者被带往治疗或中转中心，焦急的家属常常很难得知病人病情和结果方面的消息，有时甚至连埋葬地点都不知道。
随着时间推移，当全家人都因病死亡后，社区开始明白，把病人留在家中会对照护者形成很大危险。但是，病床严重短缺（先是蒙罗维亚，随后是塞拉利昂西部），这让病人家属几乎也别无他选。
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其中可能包括与疾病有关的污名），把病人藏在家中的做法在一些地区持续存在，甚至当有大量病床可用时，也是如此。与埃博拉有关的巨大污名解释了可疑死亡之所以要进行埃博拉常规检测的原因。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遗体可以按传统方式下葬，家属也不必受社区排斥。
国际航空旅行传播
埃博拉7月20日输入尼日利亚拉各斯，9月30日输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这都是该病毒首次通过航空旅客进入新的国家。这些事件理论上表明，每个拥有国际机场的城市都有出现输入病例的危险。
输入病例引发了媒体的密切关注和公众的广泛担忧，它们表明，只要世界任一地方还存在密集的病毒传播，那所有国家都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考虑到本世纪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和连接日益紧密，这一情况尤其不容小觑。
地方性传染病忙中添乱
所有以往的埃博拉疫情都发生在有多种传染病长期流行的国家，它们的早期症状与埃博拉相似，帮助掩盖了埃博拉疾病。以疟疾为例，它的初期症状与埃博拉毫无分别。霍乱同样也在这些地区流行，并导致几内亚和塞拉利昂2012年暴发了大规模疫情，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一个因素是拉沙热的发病——它像埃博拉一样，也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热，而且西非区域的发病率尤其高，塞拉利昂的发病率全世界居首。
同一种病毒具有不同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
最近的病毒学分析已经确定，在西非传播的病毒基因与以往疫情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14年疫情中的扎伊尔病毒不同。科学家们指出，西非病毒的临床病程不同，所产生的流行病学后果也不同，只是这些差异不影响传染期、病死率或传播方式。
《科学》杂志8月29日发表的一篇主要研究和评论指出，病毒的基因组——它的基因“身份证”——正以某些固定方式“相当迅速地”变化。报告作者的结论是，“这种流行病的持续演进有可能使病毒形成适应性，因此迅速加以抑制十分必要。”
沼泽星火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和有关的马尔堡出血热中，病例集中在少数几个疫源地，使后勤上的需求得以简化。在这种情况下，世卫组织、无国界医师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这些主要应对方可以向疫区投入大量人员和物资，使病毒得到控制，并在数周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其根除。
西非的形势则要严峻得多，三个国家所有或大部分地区（包括首都）都报告有病例出现。病例的地域分布广泛，相关需求在几乎各个层面上都超出了国际应对的能力，从全世界的个体防护装备供应到为新建治疗中心补足人手所需的外国医疗小组数量，都是如此。
2014年间，西非的疫情如同沼泽里的星点火种一般，开始只在表面燃起并被扑灭，但却持续在地下闷烧，直到火焰在同一地点或其它地方再次冲出地面。不像地震或洪灾等其它人道主义危机，它们是静态的，而埃博拉病毒是持续运动的，而且往往以看不见的方式运动。
疫情持续时间长
埃博拉疫情显示，国际社会缺乏能力应对严重、持久和地域分布广泛的公共卫生危机。包括世卫组织在内，多国政府及其伙伴都因文化、地理和后勤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感到震惊。包括病毒的行为表现在内，所有因素一起作用造成形势动荡，病毒多次躲过常规控制措施，并不断导致意外发生。
面对如此大的苦难和如此多的需求，许多参与疫情应对的伙伴勇敢担负起超越他们传统工作领域和经验范围的职责。包括无国界医师组织、美国疾控中心、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内，一些伙伴基于其在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期间的传统角色和作用，扩大了参与领域。
无国界医师组织自疫情伊始就提供大量临床护理服务，利用其治疗中心合作开展实验性疗法的临床试验，并提供资金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扩大了后勤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粮食运输以外的领域支持应对工作。该署出动直升机将快速反应小组送往偏远农村地区。它的工程小组则为世卫组织和其它伙伴快速搭建治疗设施提供支持，并支持开辟墓地的清理工作。
包括在疫情抑制方面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家在内，调派了数百名美国疾控中心人员支持参与监督、接触追踪、数据管理、实验室检测和健康教育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努力促进儿童健康和安全分娩，并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利用其广泛的志愿者网络，在进行安全体面的殡葬方面承担了主要职责。据世卫组织现场人员观察，当反应小组中有当地人员时，一些工作遇到的社区抵制较少，这些当地人员往往是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的志愿者。但是，由于葬礼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极为敏感，多个小组的工作因社区暴力抵制而中断，一些小组成员受重伤。
国际医疗团、国际救援委员会和国际移徙组织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治疗设施的人手配备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相关设施满足了全部隔离、护理、安全性和废物管理方面的设计需求。国际医疗团提供的人员包括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专家。
在陌生的领域工作
许多组织和机构开展了往往由公共卫生专家从事的工作。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进行了接触者追踪。“拯救儿童”慈善组织承担了英国政府在塞拉利昂克里镇建立的治疗中心的管理职责。
随着2014年接近尾声，多个慈善组织努力为埃博拉孤儿提供照护，三个国家的孤儿总数估计超过3万。贫穷、与疾病相关的严重污名以及疾病摧垮一个村庄的迅猛之势，导致很难为这些孤儿寻找庇护家庭。
诸如个体防护装备等重要设备的生产商也竭尽所能扩大生产能力，而世卫组织则负责确保源自现有储备的捐献设备质量完好，足以在高传染性和致命性病毒造成的疫情期间为人员提供保护。不幸的是，在疫情开始时，没有专门用于防范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设备，而这一问题在整个2014年都造成了某种不确定性。
世卫组织承担了一项新的职责，它应多国卫生部的要求，监督并资助治疗中心的建造工作，并为其它方面建造安全设施制定最低标准计划。
尽管有多方来源提供支持，2014年大部分时间所需的能力不足，或在需求最迫切的地方无法提供相应能力。在运行治疗中心所需的外国医疗小组方面，能力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许多作为协调员派往现场的世卫组织人员最后也不得不穿上防护装备，为患者提供治疗。
反应小组不堪重负，资源供不应求，这些填补空白的工作值得称赞，但也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谁来负责所有这些工作的协调？谁来负责确保在陌生领域开展的工作能够妥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