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利昂：疫情起初势头缓慢，但最终超越了所有其它疫情
因一位信仰疗疾师的葬礼引发的疫情，促使人们采取了创新性反应措施，包括2014年12月中旬开始的西部区域扩增行动。
第6章 - 在塞拉利昂，疫情悄无声息地缓慢发生，逐步加速，直到5月底和6月初病例激增。病例在该年最后一个季度呈指数增加，11月份增势最迅猛。
世卫组织的回溯性调查显示，该国的第一例病例为一女性，是几内亚的美良度村指示病例家中的来客。主人家有人染病后，她返回塞拉利昂的家中，1月初返回后，很快死亡。然而，对她的死亡既没有及时调查也没有及时报告。
4月1日，塞拉利昂加强了对输入病例的戒备，当时，有同一家庭的两名成员在几内亚死于埃博拉病毒病，被送回塞拉利昂安葬。虽然加强戒备发现了一些疑似病例，但所有检测均为阴性。
信仰疗疾师的死亡：在凯拉洪和凯内马的最初两处热点
6月初暴发的新病例，可追踪到5月10日在索科马举办的一位受人尊重的巫医的葬礼，该地是凯拉洪区的一处边远村庄，临近几内亚边境。这名巫医在治疗埃博拉患者时染病，患者来自几内亚，跨境来求助于她的治疗法术。
“这是我国面临的一场卫生战，我相信，制止疾病蔓延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医务人员挺身而出。我们需要查明所有患者，尽快将他们带离社区。”
Stephen Kamara，医学院学生
葬礼引发了更多病例，更多死亡和更多葬礼的连锁反应，在多种传播链条上出现了更多病例。当地流行病学家最终追踪到该次葬礼导致的365例埃博拉相关死亡，葬礼还引发了在利比里亚报告的病例。
6月12日，在凯拉洪宣布了紧急状态，要求关闭学校、影院和夜间聚会场所，并在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接壤的过境点检查车辆。
凯拉洪以及向南的较大城市凯内马形成了疫情最早的病源区。世卫组织和其它伙伴在该一区域集中部署了它们的反应小组。
凯内马受益于为管理拉沙热病例设立的实验室和老龄隔离室。实验室诊断出该市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但埃博拉患者源源不断，简陋的隔离室很快就人满为患，医疗服务崩溃。
在凯内马的政府开办的医院中，有两间病房经改造，成为专门治疗埃博拉的设施。遗憾的是，在那里工作的八名护士在7月被感染，导致更难找到足够的人员，甘愿冒生命危险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在惟一的区医院中，有40多名医生和护士死亡，对塞拉利昂本已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造成巨大打击。
6月24日，无国界医师组织在凯拉洪开设了一个埃博拉医疗中心。如该慈善组织的一名应急协调员所言，“我们来迟了，各村庄已经有几十例病例。我们不清楚传播链都在何处。”到7月中旬，已有多人死于埃博拉病，世卫组织培训的小组在12天内就埋葬了50多具尸体。
无国界医师组织在凯拉洪开设了有50多张床位的医疗中心，仅最初四个星期就收治了90多例确诊病例。为满足诊断需要，世卫组织帮助建立了由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提供的流动实验室。然而，治疗和实验室能力仍然不足以应付持续增加的新病例。
在凯拉洪和凯内马，最紧迫的需要是增加由更强大和更快速实验室支持的医疗设施。在这些设施建成之前，世卫组织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为减少新增病例，培训和装备了数百名查找病例的当地自愿者，他们使用手机向当地卫生当局示警，追踪接触者。
然而，缺乏有经验的人员意味着，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无人监督。尤其是，追踪接触者工作的质量受到影响。有高危接触史的人员，许多都下落不明，病例不能得到早期发现和管理，传播链不断增多。
7月份，在凯内马和凯拉洪工作的伙伴机构一致认为，控制疫情需要大力提升反应能力。需要迅速建立更强有力的基本卫生基础设施，并投入顺利运转。如世卫组织在凯拉洪的应急协调员当时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加强应对，而且必须迅速。”合作伙伴进一步意识到，需要社区领导人，尤其是各大酋长和宗教领袖大大增强投入力度，以推动当地接受防控干预措施。
一位民族英雄的死亡——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悲剧发生在7月29日，Sheik Humarr Khan——该国惟一的病毒性出血热专家，曾在凯内马领导埃博拉应对工作，因感染埃博拉，死于凯拉洪的医疗设施中。Khan博士被视为一名民族英雄，他的死亡以及伴随而来的宣传打消了民众对埃博拉是否“真实”的种种怀疑，但也提出了在该地区的医疗设施是否安全的问题。
8月，世卫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所有三个受埃博拉影响的国家提供对卫生人员的激励、保护和治疗，以加强他们的安全，并激发必要的积极性，确保卫生保健服务不致中断。
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位世卫组织部署在凯拉洪的流行病学家受到感染，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医务人员是否安全的信心。几天之后，外国医疗小组驻扎的一家医院，有三名工作人员受到感染。
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大部分外国医务人员，包括世卫组织部署的医务人员，中止了在凯拉洪的业务。世卫组织部署了一个由物流人员和预防和控制感染专家组成的小组，调查卫生保健工作者究竟是如何受到感染，并确保工作条件的安全。人们的信心逐渐恢复，有关业务在9月初重回正轨。
在凯内马，8月30日出现了更多证据，表明医疗能力不堪重负，当时，政府开办医院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因工资拖欠以及工作条件恶劣和危险，举行了罢工。护士和葬埋小组的人员抱怨说，已有数个星期未向他们支付工资，个体防护装备数量不足，还必须使用同一副破损担架运送死尸和患者。世卫组织作出安排，支付拖欠他们的工资，但难以立即全面改善工作条件的安全状况。
随着在凯内马的政府医院中患者、医生和护士的死亡数字持续增加，谣言四起，指责死亡不仅仅是由于疾病引起。随着患者逃亡或避免住院治疗，社区中有更多人死亡，再度消弱了隔离治疗作为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凯内马营帐”：反向隔离
凯内马附近村庄的居民们目睹了病毒如何因家中拥挤而迅速传播，但除了家庭护理外，不知道还能有哪些替代办法。反应能力薄弱意味着，疑似感染埃博拉的人往往不会送往医疗中心，直至得出了阳性检测结果，而这需要四天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家庭中将有更多的成员受到感染。在一些家庭中，五、六个孩子合睡一张床垫，疾病的蔓延异常迅速。
在与村庄首领的讨论过程中，世卫组织在凯内马的现场协调员得知，人们希望有一个处所，可供未受感染的家庭成员“自我隔离”。他们希望呆在低风险的环境中，等待诊断检测结果。他们注意到，困守在至少有一例确诊埃博拉病例的封闭和拥挤的家中，将面临高危感染风险，因此人们产生了提供营帐，以有足够空间与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的想法。
世卫组织在弗里敦的办事处提供了第一顶营帐。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提供了其它营帐，与此同时，儿童基金会提供了床垫、蚊帐和烹饪器具。
情况表明，这项社区创意很受欢迎，且行之有效。例如在蒙德马村，确诊病例的家庭接触者能够在未发生新病例的营帐中自我隔离。虽然对整体疫情的影响不大，但这项创新揭示了在第一个年头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听取社区意见。各社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如果此类需要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采用。
弗里敦：新的病源地
6月23日，向世卫组织报告了在弗里敦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弗里敦和邻近的洛科港区的病例最初来势缓慢，患者转往凯内马进行治疗。整个7月和8月份，凯拉洪和凯内马始终是病毒传播最厉害的行政区，病例以惊人速率持续发生。
8月6日，总统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在受冲击最严重的区域和家庭，建立了隔离区，由军队强制实施。同样在8月，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人一经发现藏匿患者，都将判处最高达两年徒刑。到8月底，该国累计报告了1,026例病例，相形之下，几内亚为648例，利比里亚为1,378例。
但病例的激增实际是在9月份，病毒在弗里敦找到立足点。葬埋小组每天需奋力埋葬多达30具尸体。随着局势迅速恶化，南非在弗里敦部署了流动实验室，并着手修建埃博拉医疗中心，因为凯内马的医疗能力很快就不堪重负。
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凯拉洪和凯内马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但弗里敦、洛科港、邦巴利和通科利利行政区的情况则极其严峻，世卫组织形容其局势为“每况愈下”。世卫组织估计在全国范围，还需要增设530张病床。
在人口密集的首都，最大的挑战是医疗和诊断设施有限，同时，很难跟踪接触者。在弗里敦部分地区，最多会有三家人轮流居住在同一住宅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家庭内疾病传播的风险。
10月初在洛克港，已经没有哪一个卫生保健设施中还有空置的病床。在一家卫生设施，护士没有个体防护装备，没有食品，没有补液溶液。世卫组织安排了向医疗设施转运疑似病例，提供了基本药品和设备供应，但这些没能维持很久，因为病例继续增加，需求继续超出现有能力。
10月中旬，世卫组织描述病毒在弗里敦和西部行政区“疯狂”传播，每个星期都会报告400多例新增疑似病例。全国所有行政区都已报告至少一例病例。在凯拉洪和凯内马，随着病例数字再度攀升，局势的稳定印象一时间消失了。
在弗里敦，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承认局势日益加剧，几乎陷入绝望状态。10月21日，世界粮食规划署利用其由世界银行资金支持的独特的物流能力，向弗里敦空运了10辆救护车和10辆皮卡，支持政府努力缩短反应时间。几个星期之后，又另外海运了44辆车辆。除了这一支持，此前还向全国30多万受埃博拉影响的民众提供了食品。
社区护理中心：需要促成创新
虽然英国政府和其它伙伴迅速修建了新的医疗中心，尤其是在弗里敦和邻近的西部行政区，但病床能力不足仍然是患者及其家人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也是疫情应对者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缺少将受感染患者移出社区，进行安全治疗的设施，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就没有很大意义。如在所有三个国家的现场协调员所说，不同的控制措施，相互密切联系，一项措施的失败就会妨碍其它措施取得成功。
世卫组织国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政府官员、社区领导人以及活跃在该国的众多伙伴密切合作，寻找适应紧急局势的当下解决办法。虽然设立了电话热线，但接听电话的人很少能提供些什么——没有足够的救护车接收疑似病例，医院床位短缺，葬埋小组数量不足，不能迅速收殓所有尸体。人们至少需要靠近其家庭和住宅的某些形式的治疗和护理。
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作为第一步，与四个社区合作修建了安全隔离单元，各有8到12个床位。这些单元不是医院，而是社区护理中心，可在需要最迫切的社区迅速和灵活地建立起来。儿童基金会和英国国际开发局的大力支持，迅速大大提高了该国在家庭附近收容更多患者的能力。塞拉利昂以这种方式，成为建立这些中心并加以顺利运作的探路者。
世卫组织与预防和控制感染专家交换意见，制订了平面图，为患者分流和区隔高风险与低风险区域提供了空间。为同样安全地配备人员，世卫组织向乡村志愿者和当地护士小组进行了关于预防和控制感染和患者护理方面的培训。来自该国武装部队的医务人员也在这些任务中向世卫组织提供了帮助。世卫组织还聘请了来自凯内马的十位富有经验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担负协调和监督职责。在凯内马，病例再度下降到几乎为零。
虽然医疗水平不同于专业医疗设施，但患者确实得到了接受培训的人员提供的一线治疗，这类护理明显地要比在家中由家庭成员提供的护理更为安全。社区医疗中心也对现实中的后勤限制做出反应，包括恶劣的道路系统以及缺少救护车向远处的设施运送患者。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中心允许患者靠近其家庭，对家人来说，低矮的围墙允许他们从安全的距离与患者互动，因此提高了医疗的透明度，大大减轻了人们对亲人命运的担忧。
西部区域扩增行动：听取社区意见
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塞拉利昂超过利比里亚，成为报告累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该星期报告了将近400例新增病例，为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合计数目的3倍。虽然凯拉洪和凯内马的病例分别减少到每月只有1或2例，但该国的14个行政区，仍有10个行政区报告新增病例。
如同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情况一样，塞拉利昂的疫情表明，一旦首都出现病例，疫情可以何等快的速度恶化。弗里敦始终占该国病例的将近三分之一。其它经历密集传播的区域为临近的洛科港和西部乡村行政区，在该国东部，则是与几内亚接壤的科诺区。
在此背景下，政府以西部区域扩增行动作出反应，该行动于12月中旬启动，延续到该年年底。如同政府向弗里敦以及周边民众所作的解释，该行动旨在矫正以往应对措施的欠缺，重新建立公众的信心与合作，尤其是在病例的早期报告方面。
规划是非常谨慎的。着手扩增之前，在特定区域开展了由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英国政府、无国界医师组织和世卫组织支持的消灭疟疾运动。它涉及为预防目的，向有关区域的成千上万户家庭分发抗疟疾药品，在这些区域，对埃博拉的恐惧导致民众避免与卫生服务机构的所有接触。在传染病中，疟疾是塞拉利昂的最大杀手之一，尤其是对幼儿而言，这场运动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技术方面，有关准备工作促使迅速增加了病床和实验室能力，增加了由世卫组织以及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培训的跟踪接触者的人员数目，并对医疗设施进行了现场评估，以提高对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安全性。为支持预期将会激增的检测要求，世卫组织增加了三个处于战略位置的实验室。
大量基础工作也反映了早些时候吸收的经验教训：听取社区意见。向著名的宗教和传统领袖进行了咨询，以了解社区的关注和期望。聘用了娱乐界的名人来传播信息，强调早期发现和治疗可如何大大改善生存前景。
数千名社区志愿者接受了培训。政府此次努力保证了拨打埃博拉热线可得到回应，指引拨打热线者求助于当地民众、当地服务机构、当地帮助，或当地的成功案例。
该一运动的结果将在2015年1月进行分析。在12月19日的报告中，卫生部已经记录了在西部区域得到检测的疑似病例数目大大增加。如世卫组织在弗里敦和洛科港的工作人员注意到的，强化反应的基础系统和能力目前已经到位。然而，社区的全力合作仍然是个问题，追踪接触者因此受到影响。
在该年年底，塞拉利昂的卫生官员同样持有这种看法，他们指出，否认感染，传统埋葬法以及恐惧仍在导致疾病在弗里敦和临近行政区的蔓延。在这些地方，传播仍然很密集。
持续存在的恐惧和否认很容易理解，在12月底，只有620万人口的塞拉利昂，面对所有人都认定为一种可怕和恐怖的疾病，记录了9000多例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