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干事

卫生挑战:我们处在什么位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博士

在Aspen八国集团全球卫生论坛上的开场白

尊敬的部长们,公共卫生界的同行们,企业界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女士们,先生们,

我接受邀请谈谈卫生挑战:我们处在什么位置?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很简单:我们决不动摇。

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开始阶段,据专家们说这可能是在1929年开始的大衰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我们也正处在历史上为减少贫穷和缩小健康结果方面巨大差距而开展的最雄心勃勃的运动之中。

卫生在发展议程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这种地位是通过大量依据得到的。一次金融危机不会改变依据的分量。

推动千年发展目标的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其中也包括在获取拯救生命和促进健康的卫生保健方面的社会正义和公平。一次金融危机不应当使世界的道德指南针指向另一方向。

我们必须使政府、政治领导人和国际社会负责,不只是对它们的诺言和承诺,而且是对依据。正像我所说的:我们决不动摇。

我们需要吸取以往各次衰退的经验。我们必须认识到卫生是一种投资。在过去,曾有过失误。卫生支出被减少。

服务提供方面出现了效率低下的情况,增加了成本并鼓励浪费。卫生保健的可及性被扭曲了,有钱人获得最好的卫生保健,而穷人只能自己想办法。

许多政策决定对初级卫生保健的价值观和方针——公平性、预防、多部门行动以及把自助作为最好的帮助,都置之不顾。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卫生保健尚未从这些失误中恢复过来。卫生保健失去了公平性,并失去了效率。

今天,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健康结果方面的差距比近期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大。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在预期寿命方面的差距超过40年。

据预计,莱索托的一名儿童会比日本的一名儿童少活42年。政府的年度卫生支出范围从每人少至20美元到多达6000美元。

据世卫组织估计,卫生保健费用每年把约1亿人推到贫穷线以下。在开发界致力于减少贫穷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种难堪的讽刺。在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时,就更加难堪。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向你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当今卫生挑战的历史背景。

在1990年代,卫生力争在发展议程上获得地位。扩大免疫规划,即根除天花的后续工作,获得很大成功,但普及率已达到一个很难突破的平台。

艾滋病毒/艾滋病抵消了卫生收益,使预期寿命倒退并造成社会分裂,尤其是在南撒哈拉非洲。结核病,包括耐药性结核,卷土重来,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全球卫生紧急情况。

疟疾情况被称为稳定,因为不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捐助者对援助实效表示怀疑,并坚决把责任归咎于受援国家:缺乏承诺、吸收援助的能力薄弱以及吞噬收益的腐败。

当千年宣言及其目标反映出卫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时,形势在2000年发生了变化。随后很快提供了现金。用于卫生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从2000年的65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超过140亿美元。

我们目睹了一系列的创新: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各国总统和首相发起的行动,各慈善家提供的资金,向航空公司票务征税获得的资金,出售债券以资助免疫,以及刺激研制新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

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儿童死亡人数首次下降到1000万以下,去年继续下降到920万的估计数。延长生命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普及面扩大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300多万人。

结核病控制在若干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稳定进展。传统上缺少资助的疟疾获得了10亿美元。

但是,有承诺和现金还不够。进展停滞不前。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没有提供服务的公平系统,特效干预措施和购置这些措施的资金并不能买到更好的健康结果。

我们还看到另一个问题。随着卫生行动数量的增长,受援国家无法应对低效率的援助:重叠、缺乏连贯性、多种报告要求、交易成本过高以及对稀有的卫生人力的激烈竞争。

以前对援助实效的怀疑转变为承认捐助者政策和惯例也需要改变。

有幸的是,现在已认识到需要加强卫生系统。这一点现在已获得许多人,包括捐助者、国际机构、全球基金、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国际卫生伙伴关系和八国集团,早就应给予的重视。

去年在日本的领导下,八国集团对加强卫生系统给予了很高重视并澄清需要人员、资金和数据。我们必须使这种动力得以持续。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祝贺本次论坛的组织者,你们制定了一份出色的议程。你们概括了当今的首要卫生挑战,而这些挑战是极为复杂的。

在所有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各区域最有可能不能达到的是为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制定的目标。这并不会出乎意料。减少孕产妇死亡率绝对要依赖于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

你们的议程正确地指出,传染病控制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

破碎的卫生系统不可能很快修复。但是,当药物预防了母婴艾滋病毒传播、DOTS治愈了结核病或蚊帐为儿童提供了针对疟疾的保护时,这就是一种快速胜利。

我们需要做两件事:加强卫生系统,并同时抵御高死亡率的疾病。这两种措施并不冲突,但需要达到更好的平衡,在真正由国家领导并符合国家重点和能力的行动中更好地相互结合。

除了千年发展目标中所针对的问题之外,我们还面临其它问题。

世界各地的卫生工作受到同样强大力量的影响。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卫生工作现在同样受到三种普遍趋势的威胁:人口老龄化、无计划的迅速都市化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全球化。

结果,长期被视为伴随富裕社会的慢性病现在改变了位置。全球80%的心脏病、高血压、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负担现在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慢性病的增长对卫生系统造成了巨大负担并促成了另外两个问题:高成本的长期医护以及卫生保健工作者全球严重的短缺。这两个问题都将由你们处理。

有幸的是,慢性病具有共同的有限高危因素,这很有利于进行预防。不幸的是,多数高危因素出现在超出公共卫生直接控制范围的部门。

因此,我要讲到另一个复杂问题。

我们得知这次金融危机那么严重,传染性那么强,是因为发生在具有史无前例的相互关联性的时代。但是,相互关联的不只是国家、经济和市场。不同的部门,例如农业、能源、运输和环境,也是紧密相互关联的。

政治领域不再是独立的。许多卫生问题现在需要与非卫生部门开展联合政策行动。同样,其它部门的政策行动具有重要的卫生后果。气候变化对健康具有众多危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贸易、金融、商业、外交及其它领域控制国际关系的制度对卫生具有影响。我们所有国际政策的最终结果应当是改善世界上尽可能多的人们的生活质量。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人群健康状况方面的更大公平性应当被视为衡量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如何取得进展的关键尺度。

正像你们的议程中所反映的,我们需要更好的公立与私立部门伙伴关系、用于卫生研究的适当奖励措施、更充分和可预见的资金供应(包括用于卫生系统)以及对援助的更有效使用。

但是,我们也需要更有效地提供服务。加强卫生系统(理想的做法是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是达到卫生保健方面更高效率和公平性以及卫生部门内外更高安全性的可靠途径。

当一个卫生系统努力做到全民普及,它表达了一种价值系统,以公平性、社会正义以及尊重所有人的需求和期望为动力。这些是人的基本价值。良好的管理应当尊重这些方面。

女士们,先生们,

最后,在八国集团改由意大利领导时,让我向该集团提出挑战。

我在一开始时就说到,我们不需要改变方向。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远大和创新的思维,而且我们需要有道德的领导。

这个世界不会自己成为对卫生公平的地方。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决策不会自动保护穷人或保证普遍获得基本卫生保健。

全球化不会以有利于公平分配利益的方式进行自我管制。企业不会自动考虑到社会关注问题以及利润。

国际贸易协定不会自己保证提供食品保障,或就业保障,或卫生保障,或获取可负担得起的药物的机会。

所有这些结果都需要慎重的政策决定。八国集团有影响这些决定的手段和力量。

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是很高的。在卫生事务方面严重失衡的世界既不稳定,也不安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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