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日记:分秒必争

Stéphane Hugonnet

世卫组织全球能力、预警和反应司工作队负责人Stéphane Hugonnet博士是被派到几内亚对2014年3月底报告出现的埃博拉病例开展调查的首批世卫组织专家之一。过去20年中,他以医学博士身份效力于世卫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其它机构,处理从霍乱、麻疹和黄热病到拉沙热、埃博拉和脑膜炎等疫情。当抵达几内亚时,Hugonnet博士却看到了一种十分不同类型的疫情。

世卫组织Stéphane Hugonnet博士在讨论埃博拉疫情应对
世卫组织/C. Taylor-Johnson

“有传言说几内亚发生了一起小型、不明原因聚集性死亡情况,我们密切关注这一情况进展。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拉沙热,但传播形式却与埃博拉十分相符。得到实验室检查结果时,我们知道西非出现了扎伊尔型埃博拉。这是最先发生的情况。

3月25日,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作为团队成员来到几内亚。我们这个团队由数名后勤事务人员、一名医学人类学家、数名实验室技术员、病毒学家和感染防控专家组成。我的工作就是快速评估4个受影响地区的现状,加强监测并支持设立一处移动实验室。

在我们离开科纳克里前往盖凯杜古的那一天,科纳克里确认出现了首例病例。这显然直接表明,这次疫情非同以往。科纳克里离盖凯杜古有一千多公里距离。埃博拉疫情的范围通常会十分局限。人际间传播情况很快从农村地区蔓延到一个大型城市——同样非同一般。此外,这次疫情已经变为多国性质;在利比里亚确认出现了病例;塞拉里昂也有疑似病例。

当疫情跨越边境时就增加了控制难度

当荒芜地区出现局部疫情时,起初的问题比比皆是。缺少资源,缺少做事的人员。当疫情跨越边境时,即使感染者出自同一个部落,讲同样的语言,控制工作甚至也会变得更加艰难。我非常担心。

我们很快努力在盖凯杜古建起了一处移动实验室,处理那些积压样本,还有有待检测的新病例,我认为我们当初一天的最大检测能力为50个样本,现在想起来有点可笑。在两天内,我们检测了来自疫情中心的样本。实验室部署工作取得了成功。

“我们的人类学家与卫生部和其它方面合作,通过劝说使他们认识到向感染者家庭表示同情以及使他们参与埋葬过程的重要意义。”

世卫组织Stéphane Hugonnet

我们还很快开展了社会人类学工作,尤其是在安全埋葬方面。在盖凯杜古和马森塔已经发生了抗议活动,有时属于暴力抗议。公众对疫情的看法反复无常。曾有传言说,国际卫生保健工作者将埃博拉带到这里。

暴力抗议使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

对某些人而言,他们仅知道自己的亲人被送到治疗中心就会一去不复返。感染者拒绝住院;其中有些人甚至会从医院逃走。我们认识到很有必要多做些“人性接触”工作。我们的人类学家与卫生部和其它方面合作,通过劝说使他们认识到向感染者家庭表示同情以及使他们参与埋葬过程的重要意义。

在监测、实验室、社会动员和人类学工作方面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合作极佳。此时,无国界医生组织在盖凯杜古和马森塔开设了治疗中心,但在基西杜古和N’Zerekoré的中心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做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使国家高级职员认识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让他们留在盖凯杜古并为疫情应对发挥领头作用。这十分关键。

通过自己的工作我看到事实上埃博拉的传播性并不是很强,将若干干预措施合在一起,即使都没有得到100%的落实(隔离、社区参与、社会动员、卫生保健机构做出防范)也可足以降低并阻断疾病传播。如果像马里、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在随后的疫情中所做的那样,能够尽早找出问题并早期应对,就可掌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