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日记:尽力而为

塞拉利昂高级流行病学家Christopher Lane

Christopher Lane是一位水资源工程师和水污染控制专家,1995年以来一直在为英格兰公共卫生执行机构工作,专攻沙门氏菌感染率和疫情应对。2000年,他通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被部署到乌干达北部的古卢,在古卢的埃博拉疫情期间与世卫组织合作。这次经验使他对埃博拉疫情有了弥足珍贵的了解,所以他再次被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部署到塞拉利昂与世卫组织合作。他到达塞拉利昂的凯内马后,发现自己面对一场规模巨大,情况复杂的疫情,远非仅仅进行流行病学和监测方面的工作。

塞拉利昂高级流行病学家Christopher Lane
世卫组织/P. Desloovere

“去往凯内马的旅途很有意思。道路崎岖,我抵达凯内马市后,意外地看到了一家大型医院,用以隔离埃博拉门诊和埃博拉患者。新建的隔离设施已经投入使用,有大约20名患者。凯内马面对眼下的问题,资源严重不足。

我“办公”的第一天就很忙乱。主要是参加会议。我想亲自收集我需要的所有信息,评估我的技能最适合用在哪里。我拜访了区医务官、市长,与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晤。我想我第一天参加了五个会议。我上午7:30开始工作,夜里11:00左右结束。晚上,在我们北边的凯拉洪(塞拉利昂第一个受埃博拉影响的地区)的世卫组织协调员和流行病学家Zabulon Yoti博士打来电话欢迎我。他的“欢迎”实际上是要求我挪到凯拉洪,让他身边多一个流行病学家。但我本人在刚刚经历了第一名卫生工作者死亡的凯内马进行的的风险评估,促使我留下来。

谣言、机密和悲剧

当地人口对隔离并不热心。我很快意识到社区中流言四起。“疾病是政府为消灭对手造成的”,“医院采集血液和身体器官卖到欧洲”,“进入隔离室等于判了死刑,除了下葬工,再也见不到任何人”。随着疫情的发展,所有这些和其它许多谣言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第一个星期,我们意识到存在追踪接触者的问题。面对这里的15万人口,我们只有两名区里的监测官员和五名追踪或监测接触者的工作人员。负责这些工作的人员无法每日顾及这么多人。我想我是在第三天或第四天出门,与一些进行监测的同事们一道去察看追踪接触者的小组在做些什么,给予他们一些支持。

或许最惨痛的时刻是我给科室主任护士帮忙的那个夜晚。她一直在协助其他医生,随后,她想在室外坐下来,我帮她做了。第二天上午,我发现她是埃博拉阳性,已经死去。一度,我很难面对一些卫生工作者受到感染,死于非命的事实。

我身兼后勤人员、流行病学家和现场协调员

我的工作是现场的流行病学家,帮助追踪有关人员和疑似病例,主动发现病例,确认病因,遏制疾病。其实,这些工作靠一个人,一两名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在现场严重缺乏人力资源,一段时间,我要身兼后勤人员、流行病学家和世卫组织的现场协调员。如此一来,我实际上总共只去过八、九次现场,而我本该始终身在现场。但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们就无法进行周密的组织。到我的任务临近结束时,情况渐趋好转。我觉得大约在我离去前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有了一名现场协调员,一度还有两名后勤人员,在埃博拉治疗室有四名临床医生,而疫情初期,只有一人,在隔离室只有一名临床医生。

我很高兴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信我的存在起了那么大作用,虽然人们是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觉得死去的人太多了。但慢慢地,我摆脱了这种情绪。我想,或许我感到自己起了些作用的惟一原因在于,实际上我在那里为那些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的人提供了帮助,对每个人给予了精神上的支持。

我现在觉得,我们确实做了些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