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日记:从倾听中汲取的教训

Cheikh Ibrahima Niang

Cheikh Ibrahima Niang是塞内加尔达喀尔Cheikh Anta Diop大学的医学和社会人类学教授,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卫生问题。2014年7月,世卫组织请他调查社区对埃博拉病毒病的态度。他率领一支人类学家小组前往塞拉利昂,当时该国东部地区刚刚暴发疫情。下面是他的发现。

世卫组织/S. Gborie

“我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在抵达位于塞拉利昂东部的凯拉洪时,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恩贾拉村的埃博拉疫情最严重,已经成了一座鬼村。埃博拉已导致其40多名居民死亡,几乎占该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大多数人都逃走了。房屋被关闭,有很多孤儿,但没有东西吃。没有人愿意给他们送食物,因为太害怕这个未知的致命疾病。情况十分艰难。

人们需要得到倾听

我们的工作是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社会方面进行一个月研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人们对埃博拉、对应对工作、对治疗中心以及对安全丧葬措施的看法,将能挽救生命。我们认识到需要让社区更多地参与决策工作,如决定在哪儿安置埃博拉治疗中心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到人们需要得到倾听。在能够确立有效的讯息之前,你首先要倾听。即使这样,社区也要将医疗讯息翻译成其自己的语言。你必须向他们传授知识,使其有力量自己做出决定。

因此,我们进行了许多倾听工作,默默无声地倾听。我们采取谦虚、有人性和谨慎的做法,注重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不开官方车,不摇旗也不穿制服。我们不做秀。事实上,世卫组织是唯一与村民们坐在一起,倾听他们诉说几个小时的组织。他们急于同我们交谈。面对这个会令他们死亡的疾病以及这些与其信仰冲突的建议,他们感到愤怒、沮丧和害怕,他们感到被全世界所误解和抛弃。

生与死,现实与象征

我们了解到许多重要的情况:例如,围绕安全丧葬问题存在观念上的冲突:在这些社区,死者享有权利,而社区对死者负有某些义务。如果这些权利得不到尊重,人们在其社区中就失去了信誉和尊重。这十分重要。

其次,清洗亲人的尸体不仅是一种关爱行为,而且是一种涤罪仪式和象征。身体必须是干净的,这样去天堂时才是纯洁的。缠绕裹尸布的绳子是另一个象征:当死者解开这些绳子时,其灵魂便得到了解放,能够升天。而这个上升的灵魂的轻盈又是一个象征,表明死者释放出了令他们烦恼的愤怒和焦虑。

围绕诊断法和治疗也存在一些观念冲突。例如,从身上抽血,采集实验室样本,这些东西表达一个完整的人,而且,这些东西不只属于个人,还属于社区。身体是集体的,而社区对整个身体负有一定责任。凯拉洪的社区和团体领袖在死者下葬前坚持要亲眼确认没有缺失任何身体部位。

世卫组织/C.I. Niang

恢复尊严和信任

显然,抵抗是人们在其尊严受到威胁时为确认其地位而采取的方式。没有人愿意死于埃博拉。如果村民说:“埃博拉不存在。埃博拉是西方人送给我们的毒药。”你就说“好”,之后你会明白他们不喜欢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

一旦得到了倾听和理解,社区便放下心来,暴力行为也减少了。我们受到了良好接待。例如,我们在Sheikh Umar Khan博士死于埃博拉的次日去了凯内马。那里当时有暴动,警方来了,甚至还向一人开了枪,击伤了他。我们倾听群众诉说并帮助他们镇静下来。我们与伊玛目一起努力,协助他们镇定人群。

我们还去了市场,倾听在那里示威的妇女。妇女特别重要,因为她们从你这里了解到情况后会到其社区里加以验证。这些妇女不愿将埃博拉治疗中心设在妇产中心旁边。“治疗中心是死亡中心,妇产中心是生命的中心,”她们说。她们很不高兴,因为在决定治疗中心的地点时没有人询问过她们的意见。

所以,我们跟随疫情,在每个村庄采取同样的倾听方法。随着我们自己加深了解,我们也帮助其他人了解什么是埃博拉,该如何预防它。

关于简单、尊重和人道的经验教训

我们从此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认识到必须首先让人类学家去接近社区,没有警笛,没有通告,没有个人防护装备,作为社区的成员,而不是探访者。我们穿得与他们一样,并以同样的方式保护自己。

我们认识到必须尊重社区。我们看到有些方法过于粗暴。我们了解到让家庭与其患病的亲人沟通的重要性。所以即使在当时的疫情下,我们也建议采取此方法。让他们通过电话沟通,创造空间让家人能坐下来并看到他们的亲人。遗憾的是,这些方法中有些在当时不符合医疗规程。

我们作为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帮助了解一个人遭受污名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同时帮助这些人加强其应对办法。我们看到了利用血缘关系发挥作用的价值,血缘关系在卫生保健以及卫生保健服务提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甚至大于医疗机构,这便是让人类从人类自身得到救助。

为此,我们现在正努力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工作,发展以人为本的医护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