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日记:设法了解疫情

Mikiko Senga

Mikiko Senga是专门研究新发疾病的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于2014年6月初被派往塞拉利昂凯内马,目的是收集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数据。在那里她试图弄懂来自各种途径的信息,有的来自纸片,有的来自血液样本或医院记录,很快她便发现自己面临一场将蔓延开来的疫情。她呼吁帮助并与前来支持她的同事们一道,着手设法记录和了解正迅速席卷凯内马区的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性质。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Mikiko Senga
世卫组织

“我到达凯内马后几天,医院环境中出现了最初三起卫生保健工作者感染病例。当时疫情集中在临近的凯拉洪区,所以我们在凯内马接纳了许多来自那个区的患者。但当你在医院环境中发现病例而且是未曾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过的卫生保健人员时,你便知道有其它情况在发生。我们不清楚他们是怎样遭受感染的,因为没有已经确认的传播链。后来我们明白了,这三位卫生保健人员之一是一名救护车司机,曾参与丧葬活动。”

呼吁帮助

纵观数据并从概念角度思考这些社区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后,我发出了求助呼吁。我通报了国家办事处,并向日内瓦总部的同事们发出警报。我们在凯拉洪也有一个团队,但需要几个小时的路程,而且也缺乏资源。我通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发出求助呼吁,该网络极快地作出了响应,不到一周便向凯内马派了一名来自英国公共卫生部的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家Chris Lane。Chris此前曾在乌干达古卢应对过埃博拉疫情,所以确切地知道应如何调查病例和跟踪接触者。

David Brett-Major博士也被世卫组织派来帮助护理治疗中心里数量越来越多的埃博拉患者。来自杜兰大学的一个小组和来自Metabiota公司的一名实验室研究员已经在该地区工作多年,他们一直在研究拉沙热。他们在这里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因为他们已为各社区的人们所熟悉,这大大方便了我们调查病例和跟踪接触者。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我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缺乏标准化的数据收集表。病例数在不断增加,但我们却没有适当的表格来记录所需要的数据。我们会收到写有某个患者名字的纸片,仅此而已。我们没有良好的监测机制。

“解决数据问题,特别是从监测角度解决数据问题的办法是编制和使用标准化的病例调查表。数据管理开始时好像噩梦一般,数据的提供形式各种各样。”

Mikiko Senga,世卫组织塞拉利昂

理想的是,编制一张数据收集表,事先知道想记录哪些变量。填写表格的任何人,不论是病例调查人员还是监测人员——都要填写整张表格。但事实并非如此,部分原因是病例数量过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培训,确保工作全面彻底,另外开始时也没有好用的表格。理想的是能获得我们所谓的患者识别信息: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这样,在认为他们是疑似病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回溯至其接触者。正确识别症状很重要,因为你想知道患者是否确实具有符合病例定义的症状。

最后,你需要了解所有其它可能的接触和风险因素,以便能回头对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个体进行回顾性调查。但我们往往除了患者的名字外,得不到任何这类信息。此外,得有份血液样本来补充那张纸片,对吧?有时,我们会收到一份不知什么人的血液样本。或者我们有张纸片,但没有附上血液样本。如果不能使两者匹配,便会发生报告错误。缺少关键信息影响了随后的应对活动,包括影响到我们适当跟踪接触者的能力。

解决数据问题

解决数据问题,特别是从监测角度解决数据问题的办法是编制和使用标准化的病例调查表。数据管理开始时好像噩梦一般,数据的提供形式各种各样。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张接触者跟踪表,目前仍在塞拉利昂使用。如果跟踪接触者的人员不知道应寻找哪类症状,那么你实际上并没有在跟踪接触者。所以,我们取得了一定进步。我协助编制了标准的数据收集方法。原先需要手动更新塞拉利昂的每日情况报告,但我通过Excel电子表格使该程序得到了自动化。

如果重新来过我是否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我想我会发出更多更响亮地呐喊,要求获得更多帮助。我们曾经知道在弗里敦发生了一些病例。那些患者被送到凯内马来,因为当时在弗里敦我们没有埃博拉治疗中心或治疗任何患者的能力。人们非常害怕首都有病例,这令人非常担心。我们有五个来自弗里敦的病例,没有一例与其它病例有明确关联——令人极为关切。如果这在首都发生,那就真的要大声呼喊帮助了。但你就一个人,只能做这么多,呼喊帮助并希望能够被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