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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委员会称社会不公是人类的“一大杀手”

新闻稿

2008年8月28日 | 日内瓦 --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郊区,新生儿的预期寿命比13公里外的新生儿少28岁。莱索托女童的预期寿命比日本女童足足少了42岁。在瑞典,妇女孕期和分娩期间的死亡率是1/17,400;而在阿富汗则高达1/8。生理学无法解释其中的任何现象。事实上,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的差异源于人们出生、生活、成长、工作和老年社会环境的不同。

由一些政策制定者、学者、国家前元首和前卫生部长等知名人士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针对这些“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研。今天,委员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呈交了其调查结果。

委员会在题为《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针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实现卫生公平》的报告中指出,“政策欠佳、经济失灵和政治失误交杂缠绕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世界上大多数人享受不到其在生理上本可达到的良好健康”,并认为“社会不公是人类的一大杀手”。

陈冯富珍博士今天对该份报告表示欢迎并向委员会祝贺,她说,“卫生不公平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卫生系统不会自动增进公平。需要发挥空前的领导作用,促进所有行动者,包括卫生部门之外的行动者审查其在卫生领域的作用。初级卫生保健将卫生纳入政府的各项政策,因此是实现此项目标的最佳框架”。

委员会主席Michael Marmot爵士称,“委员会的核心建议是创造条件,增强人们的能力,使其能自由地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许多地区妇女的困境最明显地反映了缺乏地位问题,使健康受到了影响。落实我们提出的各项建议将极大地改善无数人民的健康和生活机会。”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人们早就开始衡量国与国之间卫生不公平现象,分析造成不良健康的不公平、不公正和可避免的因素,但委员会还阐述了国家内部的“健康差距”。例如:

  • 澳大利亚土著男子的预期寿命比其他澳大利亚男性少17岁。
  • 印度尼西亚穷人孕产妇死亡率比富人高3-4倍。英国最富裕社区与最贫困社区成人死亡率差距为2.5倍以上。
  • 内罗毕贫民窟儿童死亡率比该市其它地区儿童高2.5倍以上。在玻利维亚,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妇女所生育的婴儿的死亡率为10%,而中学以上学历妇女生育的婴儿的死亡率为0.4%。
  • 在美国,1991年至2000年期间,如果不存在白人与黑人死亡率差距,本可挽救886,202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医疗进步挽救了176,633条生命。)
  • 乌干达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每千活产106例,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儿童死亡率更高,为每千活产192例,也就是说最贫困家庭中将近五分之一的活产婴儿在5岁前夭折。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为每千活产7例。

委员会发现,有证据显示,一般而言,穷人的健康不如已脱贫的初步温饱阶层,而初步温饱阶层的健康又不如平均收入阶层,依此类推。收入与健康之间的社会差距普遍存在,不仅发展中国家,包括最富裕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差距可能有大有小,但都普遍存在这一现象。

财富不一定是一项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提高了许多国家的收入,但国民财富增加本身并不一定会增进国民健康。如果不能公平分配收益,国民经济增长甚至会加剧不公平程度。

近些年全球财富、技术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关键问题是各国如何将之用于公平分配服务,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如何进行机构建设。1980年,占全球人口10%的最富裕国家的国民总收入是占全球人口10%的最穷国家的国民总收入的60倍。据委员会报告,在全球化25年之后,差距扩大到122倍。更糟糕的是,在过去15年期间,许多低收入国家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在国民消费中所占份额持续减少。

财富本身不一定能决定一国人口的健康水平。古巴、哥斯达黎加、中国、印度(喀拉拉邦)和斯里兰卡等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国民收入较低,但国民健康状况良好。委员会同时还指出,可以明智地利用财富。例如,北欧国家在政策上鼓励福利和服务平等、充分就业、两性平等,并努力减少社会排斥。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良好榜样,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解决办法超越卫生部门范围:

在消除卫生不公平方面的多数工作超出了卫生部门的范围。委员会报告指出,“造成水源性疾病的原因不是缺乏抗生素,而是脏水,以及导致未能向所有人提供洁净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造成心脏病的原因不是缺乏心血管治疗单位,而是受到生活环境影响的生活方式;造成肥胖症的原因不是个人道德缺失,而是高脂肪和高糖食品的泛滥。”因此,全球和国家卫生部门需要集中精力处理造成卫生不公平的根源问题。

Michael爵士解释说,“我们过于依赖医疗干预来延长预期寿命。而延长预期寿命和改善健康的更有效的办法是,评估每一项政府政策和规划对健康和卫生公平的影响,将健康和卫生公平作为政府的一项业绩衡量指标。”

建议

委员会在收集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就如何处理“生活机会不公造成的有害影响”提出了三项总体建议:

  • 改善日常生活环境,其中包括改善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老年环境。
  • 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处理造成这些状况的结构性因素,即权力、金钱和资源的分配不公问题。
  • 衡量和理解问题以及评估行动的作用。

建议改善日常生活环境

改善日常生活环境需始于生命初期。委员会建议各国建立一个机构间机制,确保各部门就幼儿期成长问题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实施连贯一致的政策,努力向本国所有年幼公民提供幼儿期服务。在幼儿期发育成长领域进行投资是减少卫生不公平的最佳途径之一。有证据显示,妇女教育投资的收益回报高出投资额许多倍。

全球共有几十亿人缺乏适当的住所和洁净水。委员会报告特别重视越来越多的人住在城市贫民窟以及城市管理对健康的影响。委员会与其他机构或人士一道呼吁继续努力确保向所有人提供水、电以及环境卫生设施,并改进城市规划,以处理肆虐的慢性病问题。

卫生系统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委员会报告显示卫生部门自身无法减少卫生不公平,同时指出可以采取重要举措,促进全民医疗保健,并确保整个卫生系统重视公平问题。

报告还强调指出,共有1亿多人因不堪高昂的医疗保健费用而陷入贫困,这是造成卫生不公平的一项关键因素。委员会为此呼吁卫生系统遵循公平原则,努力预防疾病,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实现全民医疗保健,以增进健康。

资源分配:

为落实委员会关于改善日常生活环境的建议,还需要解决资源分配不公问题。为此需要采取深远和有系统的行动。

报告特别提出了旨在确保公平筹资、企业社会责任、两性平等和良好管理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将卫生公平性作为政府的一项业绩指标,广泛采用对卫生公平性影响进行评估的工具,确保富国履行其官方发展援助额达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加强禁止性别歧视法律,提高社会各阶层参与决策的能力,为民间社会提供空间,使其能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政治权利以及社会权利。委员会建议应在全球范围内将卫生公平作为一项核心发展目标,并应采用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框架监督进展情况。

委员会还强调指出,为了实施上述任何建议,需要衡量现行的卫生不公平问题(许多国家缺乏足够数据),并监督拟议的干预措施对卫生公平的影响。为此首先需要对在过去30年期间进展有限的基本关键登记系统进行投资。还迫切需要对决策者、卫生人员以及其他部门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认识到针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并了解具体做法。

虽然尚需更多的研究,但已有足够证据,决策者需要着手采取行动。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显示了行动的可行性。埃及经过30年的努力,儿童死亡率从235/1000,大幅降至33/1000。希腊和葡萄牙的儿童死亡率从50/1000,降至与日本、瑞典和冰岛相近的水平。古巴2000年儿童成长服务覆盖率达到99%以上。但健康改善趋势不是注定的,事实上,如果不加重视,健康状况可能会迅速恶化。

是否可行?

委员会鼓励和支持世界许多地区采取行动。巴西、加拿大、智利、伊朗、肯尼亚、莫桑比克、斯里兰卡、瑞典和英国已成为“合作伙伴国”,承诺在处理卫生公平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领域取得进展,并正在政府各级制定政策以处理这些因素。这些例子显示,只要有政治意愿,情况是可以改观的。委员们认为,前方路途尚远,但方向已定,前进道路清晰。

世卫组织现向各会员国公布该报告,由会员国确定本国卫生机构如何采取对应措施。

委员们的评论

Fran Baum,Flinders大学公共卫生系主任和教授,澳大利亚南部社区卫生研究中心基金会主任,人民健康运动全球协调理事会联合主席:“世卫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全面肯定了澳大利亚国内弥合差距运动,这是令人鼓舞的。委员会确定将弥合差距作为一项全球目标,并收集了卫生不公平反映了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现象的证据。委员会为澳大利亚带来了良好信息,提出了关于如何确定议程的大量想法,这有助于澳大利亚通过处理健康问题的基本决定因素,增进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健康。”

Monique Begin,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曾两度担任加拿大卫生和福利部长,是众议院的首位魁北克女议员:“加拿大连续7年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住的国家’,加拿大人为此沾沾自喜。但是否所有加拿大人都安居乐业,公平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非常富裕,掩盖了城市穷人领取食品救济,五分之一居民住房条件恶劣,因纽特青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现状。该报告警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使加拿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宜居住国家。”

Giovanni Berlinguer,欧洲议会议员,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2001–2007年),世界生物伦理宣言项目的报告员:“世界越公平,全世界人民越健康。卫生服务和医疗干预措施只是影响人们健康的因素之一。在中低收入国家以及整个欧洲,都存在不公平和健康不公正恶化现象。不尽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减少不公平无异于犯罪。”

Mirai Chatterjee,印度个体户妇女协会(由90多万名个体经营妇女组成的工会)社会保障事务协调员,最近担任非正式部门全国顾问理事会和全国委员会委员:“该报告阐述了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的行动路线。这是决策者、卫生官员、基层积极分子和社区组织期待已久的事。报告中载述的多数研究成果和证据对南亚地区特别适用。在南亚地区,许多人生活艰难,渴望获得公正待遇和健康公平。该报告将鼓励本地区采取行动,制定新的政策和规划。”

郭岩(Yan Guo),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有句成语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而公平,包括卫生公平,则是和谐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促进社会公正,增强人类健康。让我们携手共享盛举吧!”

Kiyoshi Kurokawa,东京国立政策研究所教授,内阁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委员,曾担任日本学术会议会长和太平洋科学协会会长:“世卫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处理了卫生公平性问题,这是全球化世界上一个重大问题。国家和全球将作为一项重大政策议程理解、利用和实施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随着民间社会运动的深入和多方参与以及一般公众更深入地参与活动,这一问题将越来越重要。”

Alireza Marandi,伊朗伊斯兰共和国Shaheed Beheshti 大学儿科教授,曾两度担任卫生和医学教育部部长,并曾担任副部长和部长顾问,最近当选伊朗议会议员:“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根据伊斯兰教义,将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一项优先任务。在我国建立完善的初级卫生保健网络不仅改善了我国卫生统计数据,而且为增进卫生公平性提供了良好机会。在委员会最后报告公布后,我国需要落实其中的各项建议,更迅速地增进卫生公平。”

Pascoal Mocumbi,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临床试验伙伴关系高级代表,曾任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理、外交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报告将有助于非洲领导人调整本国发展战略,以应对卫生挑战。这些社会决定因素缘于目前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变化,对非洲最贫困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

Amartya Sen,哈佛大学Lamont学院教授以及经济和哲学教授,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任何国家以及对全世界而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导致人们生活困苦的‘不自由状态’。人类困苦的核心是不能健康长寿。这远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Michael Marmot的领导下,世卫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将注意力放在遭到严重忽视的、现在必须充分了解和矫正的因果关系上。加深了解后,还须采取行动。”

David Satcher,健康差距卓越中心主任,Satcher卫生领导作用研究项目主任,美国公共卫生署前署长,曾任卫生部助理部长兼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美国花在卫生保健上的资金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预期寿命仅名列第41位。新奥尔良在卡特琳娜飓风中的经历显示,我们为何需要处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住房、教育、工作和学习环境),以及人们是否会受到毒素影响,在该地处理这些问题比我现在能想得到的任何地方都要迫切。如果我们针对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就能迅速缩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排斥经历以及教育背景各异的群体之间不公正的、本可避免的健康差距。”

Anna Tibaijuka,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坦桑尼亚全国妇女独立理事会首任会长:“在发展中国家,城镇贫民窟不断蔓延,民不聊生,人们饱受煎熬,在这样的情况下,提供卫生服务是不可能的。首先必须投入资金建造配有基本卫生设备的体面住房,否则,在用水和教育等基本服务领域的投资将会继续受到制约,甚至是白费功夫。”

Denny Vågerö,医疗社会学教授,瑞典卫生公平研究中心主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兼卫生事务常设委员会委员:“世界各国的健康差异仍在扩大,令人十分担忧。在许多国家中,健康问题反映出的社会差异也在加剧,欧洲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增长对健康和气候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反思发展观。”

Gail Wilensky,国际卫生教育基金会HOPE 项目高级研究员,曾主持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并曾主持就医疗保险计划问题向美国国会提供咨询意见的两个委员会的工作:“该报告明确指出,增进健康和改善卫生结果并缩小可避免的健康差距是所有国家的奋斗目标,这远不止仅仅改善卫生保健体系。基本生活环境、就业、幼儿教育、妇女待遇和贫困状况均影响卫生结果,所以,公共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需要考虑到它们对卫生结果的影响。美国等富裕国家以及境内尚有大量人口平均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许多新兴国家都需要这样做。”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或联系采访事宜,请联系:

世卫组织(日内瓦)
联络官员
Sharad Agarwal
电话:+41 22 791 1905
手机:+41 79 621 5286
电子邮件:agarwals@who.int

伦敦
世卫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
伦敦大学学院秘书处
联络工作负责人
Felicity Porritt
手机:+44 773 941 9219
电子邮件:felicity.porritt@m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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