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

导言

在莱索托偏远山区山坡上的一个黑暗小屋内,一名牧师身披印有美洲豹图案的斗篷,坐在御座般的椅子上,向众教友布道,屋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空气传播:迎接挑战的历程和遏制耐多结核病和广泛耐药结核病的对策

汗水从他的鼻尖上滴下来,屋内无风,非常温暖,热得我脸颊发烧。我想逃到外面,接受微风的吹拂;但我站着不动,所见所闻几乎让我呆若木鸡。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Matsepe Lenkoe在教堂接受布道时盖住眼睛(莱索托)
世卫组织/Dominic Chavez
在莱索托偏远山区Sekhutlong,耐多药结核病患者Matsepe Lenkoe在教堂接受布道。

然后,我发现一位妇女靠墙而坐。

她和挤作一团的另外20个人一起坐在泥地上。我是昨天见到她的。她叫Matsepe Lenkoe,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过去一年,她一直在远离首都马塞卢的地方接受耐多药结核病治疗。

看到她,我就想到这可是一个感染耐多药结核病的理想场所——在牧师与我们在一起的数个小时内,如果感染者咳嗽,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吸入细菌。

我呆在小屋里。这是我到世界各地详细了解全球耐多药结核病应对工作的开端。这里远离城镇,根本没有道路,是一个穷国的山区,我在此地获得了第一个教训,汗水顺着我的后背往下流淌。

那天上午,莱索托政府为造访非洲耶路撒冷教会的我本人和所有其他人提供了保护。由于莱索托政府决定应当将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工作作为紧急事项来抓,并且迅速制定了预防结核病蔓延和治疗耐药菌株携带者的综合规划,我们的安全才有保障。由于政治上的这一承诺,Lenkoe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不再具有传染性。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我在想:她是幸运者吗?

毫无疑问。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估计,在每年感染耐多药结核病的大约50万人当中,接受治疗的人很少,仅占10%。这50万人当中,只有3%的人通过绿灯委员会和控制结核伙伴关系买到了药物。绿灯委员会是世卫组织的一项倡议,控制结核伙伴关系帮助各国获得治疗耐多药结核病所需的有质量保证的药物。

在全球的应对工作中,治疗耐药结核病尚处于早期阶段。在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世界许多国家成功地加强了结核病防治工作。现在,它们必须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控制耐药结核菌株构成的更危险的威胁,因为最常用的药物不能治疗这种菌株。

世卫组织遏制结核病司和控制结核伙伴关系的专家警告说,如果各国现在不采取行动遏制耐多药结核病,世界将面临越来越不可治疗并且日益全球化的空气传染。空气传染不分疆界,并且会感染更多的人。初步迹象已经显而易见:2007年初,20个国家报告了广泛耐药性结核病例;2008年底,这一数字猛增到55个,部分原因是各国开始搜寻病例。

在两个多月的旅行中,我一直在回想2003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的类似旅行。当时,少数国家十分幸运地让领导人承认艾滋病灾难迫在眉睫,并且开始思考如何治疗艾滋病患者。2009年,耐多药结核病的情形大致相同,这就提醒我们:既存在着威胁,也存在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可控制这种威胁的模式。

观察攻克耐多药结核病难题的人员实施这些计划,而后日复一日地调整计划是一件令着迷的事情。没有哪个地方在这方面的做法完全一样,每个地方都会调整模式,使其符合本地疫情、卫生保健系统及其历史。

哈萨克斯坦对在漫长的严冬呆在家里扩大传染范围的人员表示关注,扩充了为患者提供的病床数量,并开始在医院安装控制传染系统,以保护卫生保健工作人员。莱索托一直在培训数百名社区卫生工作者(并为他们支付微薄的薪资),以监测边远地区的患者。菲律宾在露天救助中心治疗患者,允许他们回家,而不是让他们住院。

事实上,菲律宾模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惠,我从事全球卫生报道工作将近二十年,此前,我即使见到过这种益惠,那也是罕见的事情:患者群体相互抱有期望。

在马尼拉一家耐多药结核病诊所,我看到48岁的Antia Silverio在刚刚结束5个月的耐多药结核病治疗后为医生、护士和病人跑腿打下手。以前的患者有十多个已经当了志愿者,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告诉我,她不能离开这里,照顾他的人使她起死回生,现在她要让别人起死回生。

从我的旅行见闻来看,尽管羁绊和障碍很多,但各国政府能够战胜这种疾病。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它们有没有战胜疾病的意愿。在随后的报道中,各位会了解到数个国家的政府确实采取行动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它们拯救了Silverio一类的人,于是,这些人每周都会花上数个小时陪护患者,督促他们吃药,可他们从前却不愿意这样做。

“我对他们说,‘看看我,我老了,我真的生病了。如果我战胜了疾病,你们也能战胜的。’”

患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吗?如果菲律宾能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也能做到吗?全球结核病专家认为:可以做到。现在,他们需要国家领导人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John Donnelly
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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