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借国际妇女节之际，向在推动科学与卫生进步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所有女性致敬。其中最著名的女性之一是19世纪统计学家及现代护理事业创始人Florence Nightingale，她深知卫生做法和卫生设施有益于疾病预防。
菲律宾儿科医生Fe del Mundo曾致力于包括登革热在内的传染病方面的开拓性工作，是哈佛医学院的第一位女学生。
Anandi Gopal Joshi是印度第一批女医生之一，在印度中部一家医院任主治医生。后因结核病死亡，年仅22岁。
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年龄比Florence Nightingale稍小，她自学法语，以便能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并获得医学学位。她是英国第一位女医生。
在20世纪，Anne Szarewski发现了宫颈癌的病因，促使开发了第一个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疫苗，而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在艾滋病毒方面的工作对于确认该病毒是导致艾滋病的根本原因至关重要。
然而，2019年时，平均而言女性仍然只占全球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在中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一些地区两性的比例几乎是平衡的，但在欧洲和北美洲，女性比例仍然在30%-35%左右。
妇女们在卫生和科学领域也难以提升地位。女性仅占全球国家科学院院士的12%。女性卫生工作者占全球卫生人力队伍的70%，但卫生领域的领导职务仅有25%由女性担任。
而且薪酬差异很大：卫生和社会部门中薪资的性别差距在高收入国家约为26%，在中高收入国家为29%。
性别歧视、固有的偏见、性骚扰和攻击是妇女在全球卫生事业中取得进步的系统性障碍。这些障碍由于缺乏适应生育的政策（包括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增加陪产假）而加剧。
不过，有积极迹象表明即将发生变化。例如，在世卫组织，高级领导职务60%由女性担任。世卫组织还拥有一个活跃的性别平等中心，以确保将性别观应用于全世界的卫生人力政策。学术界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美国国家医学院接纳的新成员中近40%为女性。
已经有证据表明，实施灵活的工作安排，提供辅导计划，制定关于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正式政策，以及开展针对性别的领导力培训可以打破影响妇女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障碍。
然而，重要的是要改变女性所遵从的工作制度本身。这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职业轨迹和晋升方法。很多时候都鼓励女性改变自己来适应专为男性设计的制度。但是，一批批新的女性领导者正在凭借宽容、合作和决心取得成功。这些女性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开展领导工作，在共享权力和信息的同时增强其他人的自我价值。
主张在科学和卫生领域增加女领导者代表性的论点往往基于经济理由，因为领导层的观点多样化可以使企业受益。但要推动女性在科学领域发展不能仅以商业论据为理由。
在2019年3月8日到来之际，我们应当回顾人权和社会公平原则，这些原则要求女性在科学和卫生领域发挥与男子同样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