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Ahmed Robleh Abdilleh阁下，尊敬的瑞士联邦主席阿兰·贝尔塞阁下，尊敬的莫桑比克总统菲利普·纽西阁下，尊敬的新西兰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待业中，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我们新加入的艺术与健康亲善大使Renée Fleming，来自南非的Pretty Yende也和她一样成为新的亲善大使，全球灌木丛合唱团的成员们，各位阁下、部长、代表团团长，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感谢贝尔塞主席阁下的个人支持与合作，并感谢瑞士对世卫组织和全球卫生事业的持续支持与合作。
我还要感谢纽西总统阁下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感谢你致力于卫生事业，包括你对防治疟疾的大力支持以及贵国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方面取得的成绩。
我要感谢前总理阿德恩阁下，感谢你在全球卫生方面的领导，尤其是你谦逊的领导。这正是我们希望从所有领导人身上得到的——谦逊的领导。非常感谢你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感谢 Abdilleh 部长阁下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的领导。
感谢因凡蒂诺先生在利用这项美妙的运动促进健康方面的合作，今天是国际足球联合会119岁生日，我谨向你表示祝贺。国际足联生日快乐！
我还要感谢Renée Fleming和灌木丛合唱团通过强大的音乐媒介为我们带来鼓舞、感动和娱乐。
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在一起，在世卫组织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参加这次历史性的世界卫生大会。
各位阁下，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
1977年，23岁的Ali Maow Maalin在索马里的梅尔卡港的一家医院做厨师。除了厨房里的工作之外，Maalin还在世卫组织的天花消灭规划中做过疫苗接种员，该规划在索马里与我国埃塞俄比亚边境的游牧人群中发现了最后剩余的天花病例。
当年10月，两名来自游牧人群或牧民群体的儿童天花患者被送往梅尔卡附近的隔离营。运送他们的司机在Maalin工作的医院停下来问路。Maalin主动提议带他们去，司机问他是否接种了疫苗。Maalin说，“不用担心，我们走吧”。他没有接种疫苗。
Maalin 与感染儿童接触了15 分钟。但这已经足够了。9天后，他开始感到恶心，并出现了皮疹。他被诊断患有水痘，并被送回家。但是，Maalin知道那不是水痘。他太害怕了，不敢去隔离营，但一名医院护士报告说他生病了。
医院停止接收病人，而医院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接种了疫苗并进行了隔离。与此同时，一个疫苗接种小组开始为Maalin家周围的每一个人接种疫苗——在两周内为5万多人接种了疫苗。
Ali Maow Maalin是最后一例记录在案的自然发生的天花病例。他继续与世卫组织合作，在索马里开展消灭脊灰运动。他曾说过，索马里是最后一个消灭天花的国家，他想确保它不是最后一个消灭脊灰国家，他是对的。2013年，在一次应对突发脊灰疫情的活动中，他感染了疟疾，几天后去世，享年59岁。
消灭天花运动由世卫组织前总干事马戈林诺·坎道博士于1959年发起，并在1980年以卫生大会宣布“全世界及其所有人民已经摆脱天花”而正式结束。顺便说一下，坎道博士来自巴西，今天，我想用我的演讲来表彰我们的所有前任总干事。我稍后会谈到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这仍然是公共卫生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消灭的人类疾病。
但是今天，我们即将消灭另外两种疾病：脊灰和麦地那龙线虫病。1988年，在日本籍总干事中岛宏的领导下启动全球消灭脊灰规划时，估计每年有35万病例。到目前为止，今年只有 3 例病例。1986年，在开始实施麦地那龙线虫病消灭规划时，估计在21个国家有350万人感染这种疾病。去年，只有4个国家报告了总共13例病例。我们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不会结束。
我在Maalin的邻国埃塞俄比亚长大。在非洲，我们都是邻居。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和母亲一起走在当时属于埃塞俄比亚、现在属于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街道上，我看到了一些关于一种叫做天花的疾病和一个组织正在我们的社区消灭这种疾病的海报。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天花。我从未听说过世界卫生组织。我无法在地图上指出日内瓦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有些孩子会不知不觉地染上一些疾病，然后，就不声不响地没了。
我知道，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一个兄弟身上，我的弟弟。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许是麻疹。但最有可能的是，他被一种本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疫苗消灭了天花。但是，非洲和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儿童（像我弟弟一样的儿童）继续被疾病夺走生命，而其他国家的儿童已经接种了疫苗。
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在1974年启动了扩大免疫规划，以确保所有国家的所有儿童都从疫苗的救命力量中受益，最初是为了预防六种主要疾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脊灰、麻疹和结核病。
当时，全世界只有大约10%的儿童接种了三剂百白破疫苗。由于扩大免疫规划，这一数字在2019年达到了86%，但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导致接种活动中断和非常强大的反疫苗运动，此后这一数字有所下降。
今天，有30多种疾病是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扩大免疫规划推荐每个国家必须接种12种疫苗。通过世卫组织支持各国确保所有儿童获得疫苗，我们正在帮助避免每年400多万人死亡。
疫苗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创新之一。由于疫苗的保护作用，白喉、破伤风、麻疹和脑膜炎等一些曾经令人恐惧的疾病现在可以很容易预防。
疫苗现在给了我们消灭宫颈癌的希望；疫苗正在帮助我们更快速地消灭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我们第一次可以说疟疾是一种疫苗可以预防的疾病；疫苗对于结束COVID-19这一全球突发卫生事件至关重要；疫苗让我们走到了消灭脊灰的边缘。
20多年来，由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所做的工作，全世界有几百万儿童享受到疫苗带来的好处。在过去的12年里，这项工作一直由我的朋友和兄弟塞思·伯克利领导，他将于今年8月卸任。
在他的领导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推出了用于预防宫颈癌、疟疾、肺炎、脑膜炎、脊灰的新疫苗，并实现了让10亿儿童免疫接种的不可思议的阶段性目标。在大流行期间，塞思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COVAX 中的伙伴关系倡导疫苗公平，而COVAX向147个国家提供了近20亿剂疫苗。我对塞思的领导与合作深表感谢，我期待着与他的继任者穆哈马德·帕特博士合作，让更多的儿童获得疫苗保护。因此，我要向我的兄弟穆哈马德·帕特表示欢迎。
在消灭天花的同时，人们认识到，实现世卫组织的创立愿景即人人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不能一次只消灭一种疾病。这就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方法，在人们需要的地方和时间向他们提供其需要的卫生服务，但也要提高健康素养、营养、水和卫生以及其他疾病驱动因素。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初级卫生保健，它的主要设计者和倡导者是世卫组织第三任总干事哈夫丹·马勒博士。顺便说一下，他的中间名首字母有一个T，代表西奥多，所以我们俩同名。
在马勒博士的领导下，“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一语作为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主题首次被创造出来。在马勒博士的领导下，在1978年谈判并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这是对初级卫生保健作为实现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大胆愿景的平台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承诺。这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改变了各国思考、设计和提供卫生服务的方式，并且会继续这样做。
虽然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愿景没有实现，但其精神和雄心依然存在，今天，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仍然是我们共同致力于全民健康覆盖的基石。
五年前，我有幸与我们的儿童基金会同事和世界各地的卫生部长们一起，在《阿拉木图宣言》的诞生地哈萨克斯坦重申我们对《阿斯塔纳宣言》愿景的承诺。马勒博士后来将《阿拉木图宣言》的通过称为一个“神圣的时刻”和“崇高的共识”。
但在1981年，就在阿拉木图会议三年之后，就在世界卫生大会宣布消灭天花一年之后，一种新的威胁出现了，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首次报告了一种新的神秘疾病的病例——这种疾病首先出现在男同性恋身上，几个月之内就在世界各地都有报告，影响到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直到两年后才找到这种新疾病的病因——一种我们现在称为艾滋病毒的逆转录病毒。
艾滋病毒为世卫组织带来了新的挑战；一种让它并非总能成功应对的挑战。这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一个机构无法单独应对如此规模和速度的全球卫生挑战，而是需要世卫组织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它还以一种新的、鲜明的方式突出了全球卫生领域的巨大不平等。1987年，当第一批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问世时，只有高收入国家才能负担得起。
到本世纪之交，全球艾滋病毒流行的严重性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艾滋病毒的决议，这是安理会首次将一种健康问题视为对全球安全的威胁。
但是，不平等依然存在。到2003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只有40万人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自从消灭天花运动启动以来，世卫组织已经掌握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专门知识，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基本药物，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因此，在大韩民国籍时任总干事李钟郁博士的领导下，世卫组织启动了“三五计划”——目的是到2005年让300万人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
虽然实现这一目标多花了两年的时间，但“三五计划”为大幅扩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获取奠定了基础，从而扭转了艾滋病毒的趋势。令人遗憾的是，李博士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愿景成为现实。他在2006年5月去世，明天是他去世周年纪念日。
在成立之后前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卫组织的工作主要关注影响低收入国家的传染病。但在这几十年里，在历史上最致命的非传染性病原体——烟草的推动下，一种新的大流行正在几乎不受控制地传播开来。
1952年，在世卫组织成立后不久，英国研究人员Richard Doll证实了吸烟与肺癌之间的联系，但吸烟流行率几十年来持续攀升。事实上，世卫组织早年的一些照片显示，办公室里的男性（是的，大多数是男性）坐在办公桌前吸烟。
直到1988年，马勒博士才禁止在世卫组织建筑物内吸烟。他在世卫组织大厅里用锤子砸碎了自己的烟灰缸，并发誓戒烟。直到2013年，我们整个总部园区才成为无烟区。当时无烟草行动的负责人Armando Peruga博士甚至因为告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不要在园区内吸烟而被他们殴打了好几次。
虽然一些国家为遏制烟草的危害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烟草显然与局部暴发的疾病不同，它是一种全球威胁，需要全球共同采取应对行动。世卫组织的缔造者们已在我们的《组织法》第十九条预见到这一需要，该条款使会员国能够通过与任何健康威胁有关的公约或协定。
但这一条款一直被搁置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一位美国律师Ruth Roemer博士首次提出缔结国际烟草控制条约的想法。Roemer博士本人是一位烟瘾很大的人，她的丈夫曾为世卫组织短期工作过。Roemer博士向时任世卫组织烟草控制部门负责人Neil Collishaw提出了她的想法。虽然 ollishaw支持这一想法，但还是持怀疑态度。通过一项公约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而当时只有大约 10 个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烟草控制政策。
但是，Roemer博士不会给出拒绝的回答。这就是全球健康领域许多最佳想法产生的原因，而这些想法背后往往有一个女人的支持。一点一点地，这个想法得到了支持，1996年，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制定一项烟草控制国际框架公约。
不过，像很多决议一样，它迟迟没有成为现实。又过了两年，在新任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的推动下，这一想法又开始向前推进，她对打击烟草有着坚定的承诺，并且拥有担任挪威首相的政治经验。布伦特兰博士一上任，就发起了无烟草行动，并开始坚持不懈地倡导该框架公约。
但是，她面对的是一个诡计多端且资源丰富的敌人。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1999年，有消息称，烟草公司多年来一直通过支付顾问费用的方式来破坏世卫组织的工作，向世卫组织渗透。无烟草行动的工作人员甚至开始检查窃听器。这些策略令人不安，但并未奏效。
关于框架公约的谈判在2000年开始，并持续了两年半。最后，在20 年前的今天，即2003年5月21日，在Roemer博士首次提出这一想法将近30年之后，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在此后的20年里，由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支持它的MPOWER系列措施，全球吸烟率下降了三分之一。现在，有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至少受到一项MPOWER系列措施的保护。《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通过签订全球协议推动全球卫生范式转变的有力证明。
布伦特兰博士今天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感谢她的领导和她留下的遗产。谢谢你格罗，非常感谢。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通过恰逢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暴发的一系列疫情、流行病和大流行中的第一次，这些疫情对塑造今天的世卫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2月，报告的第一批病例是由一种未知病原体引起的一种奇怪的新型呼吸道疾病，后来被证明该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听起来熟悉吗？那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大约在同一时间，还报告了第一批人类甲型禽流感(H5N1)病例，致使人们担心一种导致十分之六的感染者死亡的病毒可能会引起流感大流行。尽管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H5N1都引起了全球恐慌，但都没有引起全球大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伦特兰博士强有力的领导。
她的领导也在随后对《国际卫生条例》的重大修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增加了关于总干事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条款。尽管她本人从未需要使用这一条款，但她的继任者、来自中国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在四年后使用了这一条款，当时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引发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大流行：甲型H1N1流感。
H5N1 具有高致病性，但传播性不强，而H1N1则相反。尽管它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但引起的疾病大多症状轻微，对于一场大流行来说，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尽管如此，H1N1还是暴露了世界在防范大流行方面存在一个危险的缺口。疫苗很快就开发出来，但当世界上的穷人能够获取疫苗时，大流行已经结束。
这一经历导致在陈冯富珍博士的领导下制定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这是会员国之间对在应对流感大流行时共同努力、共享病毒样本和疫苗作出的历史性承诺。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墨迹还未干，就暴发了一场新的致命大流行，它不是由流感引起的，而是由地球上最可怕的病毒之一即埃博拉病毒引起的。
两年多来，全世界都在惊恐地看着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尽管它从未成为一场全球大流行，但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突显出世卫组织有必要对其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进行实质性改革。
这导致在2015年又一次在陈冯富珍博士的领导下设立了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和突发事件应急基金——这是一个灵活的融资工具，使世卫组织能够在过去八年里发放超过3.5亿美元的资金，以迅速应对数百起突发事件。
这些疫情、流行病和大流行的每一次暴发都给世界带来新的教训，并产生了新的协议和新的工具，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即便如此，世界还是对COVID-19大流行的到来感到震惊，并且发现对它毫无准备，这是一百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卫生危机。
在过去三年里，COVID-19让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报告，已有近700万人死亡，但我们知道实际死亡人数要高出数倍——至少有2000万人死亡。大流行对卫生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
COVID-19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情况。2020年，我把COVID-19疫情描述成一条漫长的黑暗隧道。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隧道的尽头。需要说明的是，COVID-19仍在我们身边，仍在引起死亡，仍在发生变异，仍然需要我们的关注，但它不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COVID-19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结束，不仅仅是我们从噩梦中醒来。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继续下去。现在是回顾过去、记住黑暗隧道、然后展望未来并在它给我们带来的许多痛苦教训中向前迈进的时刻。
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我们只有采取共同的应对措施才能面对共同的威胁。与《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一样，会员国正在谈判的《大流行协议》必须是一项能够实现全球卫生安全范式转变并认识到我们的命运相互交织的历史性协议。
现在是我们共同书写全球卫生史上新的篇章、一起规划新的前进道路、一起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时刻。
自世卫组织成立以来的七十五年里，世界卫生状况有了重大改善。全球预期寿命从46 岁增加到 73 岁，最贫穷国家的增幅最大。42个国家消灭了疟疾，我们遏制了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的流行，将脊灰和麦地那龙线虫病推到了消灭的边缘，并扩大了丙型肝炎治疗的可及性。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对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的领导和承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消灭这种疾病。
仅在过去20年里，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一，儿童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在过去五年里，用于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和疟疾的新型疫苗已经获得批准，现在正在拯救生命。
当然，这些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世卫组织——我们所做工作的本质就是与合作伙伴合作，支持创新，支持各国实施旨在推动变革的政策和规划。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世卫组织，世界会取得同样的进步。
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我们在1948年面临的挑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非传染性疾病占到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70%；烟草每年仍然导致870万人死亡；肥胖率飙升；COVID19大流行突出了精神障碍的巨大负担和卫生服务的薄弱；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威胁到一个世纪的医学进步；国家和社区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在获取卫生服务方面持续存在巨大的差距；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正在危及我们地球的宜居性。气候危机就是健康危机。
世卫组织也面临自身的制度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世界对世卫组织的期望大大提高，但我们的资源却没有增加。此外，作为一个技术性科学组织，世卫组织也在日益政治化的政治环境中面临挑战。
这些都是艰巨而复杂的挑战。我们无法在本届卫生大会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在有生之年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建设一条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走下去的道路，并且他们也会继续建设这条道路。有时候建设速度很慢。有时道路蜿蜒曲折。但目的地是确定的，而且现在比我们的先辈在 1948 年开始的时候更近了。
这就是世卫组织首任总干事、世卫组织《组织法》的创始人之一、加拿大的布罗克·齐泽姆博士设想的目标：人人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