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感谢你们邀请我参会和讲话。
我很高兴在网上再次回到哥伦比亚大学。
大家知道，我于2017年当选总干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世界领导人论坛上发表了第一次重要演讲，演讲主题是卫生安全。
我当时首先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暴发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死于那场大流行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战争的总人数还要多，但那场流感大流行很快就被遗忘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未受到重视。
我在那次演讲中指出，由于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毁灭性的大流行病随时可能在任何国家暴发并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
我指出，全球卫生安全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环节。除非我们人人安全，否则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我说，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全球大流行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但我们确知它将重创人类生命和全球经济。
COVID-19大流行与那天我在讲话中描述的景象非常接近，但我并不会为此感到得意。我宁愿我预测错了。
世卫组织以及一些机构和人士多年来一再发出警报。
在COVID-19大流行疫情暴发之前，人们经常会问我什么事情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呼吸道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COVID-19大流行显示，世界的确没有做好准备。
目前，全世界向世卫组织报告了1.1亿多例COVID-19病例，250多万人丧生。
但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了希望迹象。在全球范围内，报告病例数已经连续六周下降，死亡人数连续三周下降。
这一趋势提醒我们，尽管今天讨论疫苗问题，但我们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抑制和控制COVID-19。
事实上，许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是全球大流行病，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以同样方式应对，也并非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同样影响。
这场大流行最大的一个悲剧是，自疫情开始以来，全世界虽有控制疫情的工具，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效利用了这些工具。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开始在世界各地推出疫苗，疫苗只是补充而不是取代我们所熟悉的有效公共卫生措施。
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接种疫苗。
在新病毒出现不到一年内开发并批准了安全有效的疫苗是一项惊人的科学成就，这将改变我们对今后疫苗开发工作的预期。
我要向对此做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参与试验者和公私伙伴关系表示敬意。
COVID-19疫苗研发迅速取得成果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已有多年积淀。
托尼·福奇昨天在世卫组织媒体通报会上指出，这些疫苗背后的很多基础科学源于多年前艾滋病毒疫苗研发工作。
世卫组织认为，COVID-19疫苗研发也可追溯到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毒在40年前就已得到确认，研究人员就此进行了多年的学术研究和生物防护研究，但从前没有经过验证的埃博拉疫苗，研究还停留在临床前阶段。
世卫组织为此召集了一个全球合作联盟，以促进迅速开发和评估一些候选疫苗。
在几内亚，我们协调开展了新颖的第三期试验，并聘用和培训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这项试验。
四个月后，我们公布了初步疗效数据。
此时，疫情已缓解，疫苗来得太迟，大多数受影响人群未能从中获益。
但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几内亚随后暴发的以及目前同时发生的相互并无关联的埃博拉疫情中，当年研制的疫苗成了一个重要抗疫工具。
事实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苗接种工作已于上周开始，几内亚今天也开始接种疫苗。
西非埃博拉疫情催生了疫苗，并促成了世卫组织流行病研发蓝图。研发蓝图是促进针对疫情迅速开发疫苗、诊断工具和治疗方法的战略。
2016年发布的研发蓝图确定了重点疾病清单，例如SARS、MERS和各种冠状病毒以及被称为“X病”的未知病原体，并为每种疾病制定了研究路线图。
最早制定的路线图是MERS冠状病毒研究路线图。当时该病毒感染了1600人，近600人死亡。
在开发MERS疫苗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为研制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疫苗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武汉发生的一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在短短两周内，中国研究人员发现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造成了此次疫情，并测定和公布了这一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同一周，世卫组织全球研发协调机制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去年2月，世卫组织根据研发蓝图召集了世界各地300多名顶尖研究人员，以确定并加速落实COVID-19研究路线图。
到4月，世卫组织已发表了一系列指导疫苗开发的文件，包括目标产品概况、疫苗试验的核心方案、动物模型、分析等。
我们继续跟踪全球疫苗开发动态。
最近，世卫组织将辉瑞-生物科技疫苗和两版阿斯利康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
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为COVAX机制购买疫苗开了绿灯，并有助于各国加快本国监管部门对疫苗进口和接种的批准程序。
我们常说，拯救生命的不是疫苗，而是疫苗接种。
自大流行刚开始，我们就知道疫苗是控制大流行疫情的重要工具。
但经验也告诉我们，可能会有疫苗公平分配问题。
艾滋病毒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于1996年首次获得批准，但十多年后，世界各地贫困人群才获得这些药物。
同样，2009年暴发H1N1大流行后，疫苗研制成功，但当穷人获得疫苗时，大流行疫情已结束。
因此，去年4月，在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世卫组织发起了“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
这项加速计划的两项目标是：促进迅速开发并公平分配COVID-19疫苗、诊断试剂和治疗工具。
第一个目标已实现；但第二个目标仍有问题。
今年初，我发出一项行动呼吁，吁请在今年头100天内，为所有国家的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接种疫苗。
迄今为止，全球已接种了超过2.1亿剂疫苗。
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两个国家，超过80%集中在10个国家。
我很高兴地在这里宣布，COVAX机制今天发送了第一批疫苗。
但许多国家尚未能开始接种疫苗。
我们理解，政府有义务保护本国人民。
但保护本国人民的最佳方式是同时在各地抑制这一病毒。
病毒传播得越多，就越有机会发生变异进而降低疫苗效果。我们可能会回到原点。
在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大流行疫情在任何地方持续时间越长，全球贸易和旅行受到干扰的时间就越长，复苏的时间也就越长。
公平分享疫苗不仅符合道德要求，而且是经济和战略需要。这符合每个国家自身的最佳利益。
世卫组织和ACT加速计划的合作伙伴已为公平分享疫苗奠定了基础。我们建立了疫苗共享机制，确定了紧急使用列表流程，设立了补偿和无过错赔偿机制，并完成了对几乎所有国家准备情况的评估工作。
通过我们的150个国家办事处，我们与各国密切合作，为尽快推出疫苗做好准备。
这是好消息，但我们在实现ACT加速计划和COVAX机制的期望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
首先，ACT加速计划今年仍有至少229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上周，七国集团成员国承诺提供43亿美元的新资金，有几个国家承诺与COVAX分享疫苗剂量。
我们对此非常欢迎，但所有国家都需要做出努力。
这一资金缺口持续时间越长，就越难以让人理解。与国家为刺激经济动辄动用的数万亿美元相比，这只是一个零头而已。
第二，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履行COVAX合同，不要损害这些合同。
一些国家仍在签署双边协议，而另一些国家则一无所有。
高收入国家继续公开表示支持COVAX，但私下签署的协议损害了COVAX机制，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疫苗，致使COVAX可以购买的剂量减少。
第三，我们需要紧急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疫苗剂量。
为此需要建立新颖的伙伴关系，包括建立技术转让、发放许可和其他机制，以解决生产瓶颈问题。
这些挑战都不是无法克服的。
世界的行动已证明，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我们可以有前所未有的创举。
我们拥有控制大流行所需的所有工具，例如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快速诊断试剂、氧气和地塞米松以及疫苗等。
我们是否这样做不是科学考验，而是性格考验。
谢谢大家。